我出生在沈阳保安堡。1943年,我12岁,因为家里太穷了,父亲托人把我送到家附近的东亚制靴厂当学徒。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厂院子里有个大喇叭,每天除了干活的时间,其余时间都在广播。早晨到厂里不能先干活,得在院子里集合听广播播放溥仪的诏书,大意就是“满日一心”吧。光听还不行,还得跟着说,谁没张嘴,守备长发现了就用粗铁棍一顿打。
中午休息时间,大喇叭里就放歌,放的都是“满洲国”国歌和日本歌曲。播放一段时间后,厂里会组织大家跟着广播一起唱。长大以后想明白了——这分明就是日本人通过大喇叭控制咱们的思想。
那时除了在工厂里做工,我们还得到外面干活,挖战壕。活干起来很苦,尤其是严冬酷暑,特别遭罪。每次去干活,守备长看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就得挨打。1945年8月14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日本守备长和往常一样拉着我们出去挖战壕,刚下车,就有几个日本人跑过去跟守备长小声嘀咕。我们眼看着守备长的脸色越来越暗,隔了一会,他命令我们收工。我们好奇,问他为啥,他也没说,就给我们带回厂里了。
隔了两天,厂里的大喇叭再也不广播了。我们听说,日本投降了。又过了两天,我再去厂里干活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锁,日本人都跑了。我们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本报记者毕玉才 本报通讯员刘勇、张昕整理)
人物素描: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