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正的学者

    《想念张政烺》虽然出版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下来，但我感到还有一些话想说。除了学术界以外，知道先生大名的人会有多少呢？其实先生根本就不在乎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纯正的学者！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他的学问！他用自己一生辛勤的钻研在众多学术领域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得到了许多学人的尊重。

    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正主编《学林春秋》时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我在向季羡林先生组稿时，他了解到我编这部书的主旨后，马上问我：你请没请张政烺先生？我答：请了。他说：这就对了。随后我在组何兹全、任继愈、马学良三位的稿件时，他们也都问到我同样的问题。这是我编辑生涯中唯一碰到的一次，可见张先生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蔡美彪先生曾对人说，在咱们社科院，真正有学问的人有两位：一位是钱锺书，再一位就是张政烺。蔡先生这样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跟这两位大师都有过接触，钱先生学贯中西，汪洋恣肆，对平辈人不轻易称许，他对张先生会怎么看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忍不住问过栾贵明先生。他告诉我：有一次钱先生读了张先生的一篇文章，马上写了一封四五页纸的信，让栾送给张先生。信没有封口，栾看了，是钱先生称赞张先生的话。这是一件有趣的事，能说明一点问题。

    说到张先生的学问，我的恩师赵守俨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件真事：上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奉命组织全国著名的史学专家齐聚北京，整理、点校“二十四史”。赵先生实际负责组织工作，他同张先生很熟，为此去拜访了张先生，请他先选好自己点校哪一史。张先生明确表示：我先不选，剩下哪一史，就算我的。结果剩下的是《金史》，就由张先生负责点校。为此，我还曾当面问询过先生，他告诉我是有这么回事。

    其实，这方面的事例在书中还有许多披露，如先生1934年在北大史学系读二年级时，胡适在给他们上课时问道：你们有谁知道《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无人回答。先生当时不在课上。课后有同学向他说到了这件事，他随即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告之该书的作者是陆长庚，信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胡适看后回信说：现在得你的考证，此书的作者是陆长庚，大概很可信了，并将两信征得先生同意一并在北大校刊上发表。

    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故宫请专家去鉴定一件殷周青铜器，参加的人皆为当时的名家，年轻点的只有张先生一人。众人皆认为有铭文的铜器是真的，只有张先生一人坚持说器物是真，而铭文是假的，伪造的。后来证明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

    90年代，有人拿出一部《周易本义》说是宋版，书上盖有几个不同时代的人的藏书章，看上去似乎流传有序，确为宋本。王绍曾先生看后有些怀疑，建议请北图的冀叔英看看。冀看后只是笑了笑，说：“不好说。最好请张先生看看。”结果张先生看后，拿出实物，断定为清刻本。真相终于大白。

    《顾颉刚日记》中记录1957年中秋节童书业来访时说道：现代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复案，一复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复案者只五人：顾颉刚、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然吕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不知尚有许多零星材料，不能搜罗净尽，以是结论有不确者。顾亦然。杨巨细无遗，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一人耳。

    这样的事例书中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但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张政烺先生是当之无愧真正的国学大师。对于这样的大师，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了解、多知道一些呢？因为有大师而不知道，这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无知，而是民族的悲哀了！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张先生常爱对年轻人说起的那句话：快去读书！

    （作者系新世界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