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贾庆国

    过去一年，中美关系发展总体态势不错，但是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却越来越负面。显然，我们对美公共外交效果不太好。导致这种情况的大背景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增加以及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自信心下降，夸大中国威胁。习主席倡导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媒体反击美国的挑衅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中美必然对抗。建议：在采取重大涉外行动前认真研究外部可能的反应；加强公共外交的针对性；不要轻易说中美必然对抗；明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地位与作用。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胡鞍钢

    2013年3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时，再次提出“共同努力构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为什么此时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一基本思路？中美两国关系背后的实力基础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需要我们更加专业化地提供国情研究与世情研究，特别是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才可以“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国和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发生巨大变化，从1990年的4.32倍缩小到2013年的0.98倍。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我们的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的主动权越来越大。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黄仁伟

    公共外交的核心任务是让对方理解我们的做法、说法。误解少一点，理解多一点，让了解更深刻一些，这还要做很长时间的工作。世界中国学论坛从2003年开始办，到现在已举办六届。我们的目标就是影响各国高端的中国通。六届一共来了800多人，与他们做好交流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外交工作，做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回到国内影响对华政策，培养下一代中国研究者，引导媒体言论。日积月累，水滴石穿，一定会起作用。目前，我们要加强对官员的公共外交培训，这个任务比对企业家的培训还要难。

    外交学院副院长 王帆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公共外交时要有一个大的视角，就是把中美关系和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包含在内。虽然美国也只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个代表，不能与其他国家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对中国的问题上还是有其协调性的。美国是一种势力、一种思想、一种体系的代表，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讲，当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这方面，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相互尊重，反对美国仗势欺人、以势压人，讲求双方关系的平等。第二，处理好观念差异和政策差异对合作影响的关系。第三，在中美关系互动的过程中，我们要建立有效的纠错体制，双方都不能单纯要求另一方按照自己的方式改变。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永辉

    我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或者说面临临界点。美国政府官员和战略界有一种普遍焦虑，这一现象令人担忧，值得关注和警惕。第二，中国的对美公共外交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不少的成绩，但总体而言，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两大问题，一是我国主要的政策性宣示一直没有被美国所接受。二是我国在美国眼中的形象现在也处在不太理想的时期，需要我们重视和反思。关于国家形象，我认为应该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形象；二是具体、生动的个体形象；三是真实、平衡的完整形象。既要展示美好的一面，也不要回避不那么完美的一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达巍

    目前美国整体对华舆论比较消极。除了南海等焦点问题外，美国智库正在围绕对华政策展开大辩论。我们应该利用好今年6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人文交流高层磋商、9月份习主席访美这两个节点，做好公共外交，正面回应美国对我们的疑虑。例如，以美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介绍“四个全面”，告诉美国听众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是什么；“中国梦”与“美国梦”其实是异曲同工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开放是一如既往的，大门会开得更大。我国领导人可以考虑寻找合适的时机，对美国智库、对华盛顿的战略精英直接传递这些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喻国明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在公共外交过程中应该遵循一些原则。传播就是一种沟通，任何沟通都必须建立在先求同的基础上。我们跟美国之间，跟国际之间有不少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要想顺畅沟通，我们必须要认同国际通行的一些基本的传播框架、价值框架和逻辑框架。沟通必须要注意到跨文化传播和跨国传播之间的文化折扣现象，即我们说的和别人听到的、别人理解到的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落差，这种折扣由什么因素引起呢？主要是语言、参照系、认识方式不一样。因此，我们在做公共外交时，要学习，要注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不同社会逻辑，还要适应对方的传播方式，以对方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向其说明和表达。

    中国日报新闻策划部主任 赵焕新

    中国日报从1993年开始跟欧美国家主流媒体长期合作，现在定期供版三大媒体：《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英国《每日电讯报》，每月夹送发行1期，期均发行量超过300万份，并同时在这三家媒体的网站上开通了海外供版频道，频道内容由我们更新和维护。海外供版是在中国日报自己的海外版之外的、对美国和欧洲受众精准传播的平台。配合习主席九月份访美，我们建议利用好这一平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阮宗泽

    中美关系在大的方面，绝非已经到了“临界点”或“危机”地步。当然，这不是说中美关系没有问题，以下几方面需要进一步厘清：第一，怎么把中国特色和世界对话衔接起来。第二，怎么把复杂的中国做简单的阐述。中国本来就很复杂，我们越要强调中国的复杂性、特殊性，越会把中国说得复杂。我们应该做的是把复杂的中国做简单而准确的阐述。第三，针对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特点，推进对美国公共外交大有作为。公共外交的参与主体要体现民间性，因此开展公共外交的主体应是非官方的或民间性的，针对的对象也要接地气。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张树华

    公共外交归根结底要维护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根本战略。国际关系中要坚持两手并用，善于处理好合作、竞争、友好、对抗等关系，特别是对于中、俄、美这样的大国而言。开展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工作要以我为基础、以我为主，树立政治自信，这个自信是非常关键的；敢于对话、敢于提出问题；要影响意见领袖；要做好领袖外交，树立领袖形象。希望我们有政治自信，还有学术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 倪峰

    现在对美公共外交有两项重要工作。一项是紧迫性的工作；一项是基础性的工作。紧迫性的工作是要着力加大对美国战略界的工作。当前美国国内对华舆论环境不太好，亟待加大对美战略界的工作力度。要澄清不实猜测，把一些重大战略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努力引导这场辩论的方向。另一项是基础性工作，事关中美关系稳定的社会及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开放正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包括对美直接投资在内的对外投资快速增加，这使两国关系孕育着一些新机遇。有趣的是，美国的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对推动中美关系的态度比联邦政府更积极，有更大热情。目前已有30个州在华直接设立办事机构，吸引中国直接投资。将这些投资与公共外交相结合，可以在美工商企业之外，构筑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社会基础。

    求是杂志社国际编辑部主任 杨发喜

    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面很好。双方拥有几十个战略对话、磋商机制，经贸往来密切，利益深度融合。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和高度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发展中美关系不要为一时一事干扰，要保持战略定力。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分歧和矛盾是很正常的。我们要正视这些困难，“临难毋苟免”，不回避矛盾。我们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去解决问题或管控分歧。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大责任，双方应该增加信任、减少摩擦，不搞对抗，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纵观历史，大国之间直接对抗往往造成两败俱伤。在维护南海和周边稳定的愿望上，中国只会比美国更强烈。我们提出坚持亲诚惠容的睦邻友好政策，是言行一致的，决不会搞霸权主义欺负周边的小国、弱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

    关于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建议细分美国受众，确立以智库为中心的精英舆论影响机制，加强美国涉华智库研究。在美国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以及对中国舆论的形成中，“精英舆论”的作用尤为显著。美国智库是知识精英、舆论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会聚地，其“中国观”对美国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中国舆论都具有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可以把美国智库，尤其是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重要涉华智库作为重点对象，一方面，对它们的涉华研究专家和研究观点进行跟踪研究，另一方面，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这些智库和学者，进而影响美国政府和媒体、利益集团和普通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