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畔的“沙漠之舟”

    “少所见，多所怪，睹骆驼，言马肿背。”这条出自东汉末年《理惑论》的民谚，道出了1800多年前的中原百姓对骆驼的陌生。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一峰峰“沙漠之舟”伴着悠扬的驼铃，缓缓步入长安的场景，必定吸引了不少中原百姓惊诧的目光。殊不知，早在战国时期，骆驼的形象就已经出现在了长江流域。

    今年年初，首都博物馆举办“凤舞九天——楚文化特展”，有两件珍宝引起关注：一件是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骆驼铜灯；另一件是望山2号楚墓出土的人骑骆驼铜灯。沙漠之舟，为何“停泊”在长江畔？

    出自1号墓的骆驼铜灯，微微泛着淡绿色的光。它以写实的双峰驼作为底座，在一双驼峰之间插置灯柄，其上撑起如睡莲般舒张的灯盘。乍看上去这灯盘与骆驼之间似乎大小完全不成比例，不禁令人遐想：华中潮湿多雨，绝非走惯了干燥酷热的丝绸之路的骆驼所能适应得了，于是便有好心人从奔流不息的长江水中，折取荷叶一枚，权且为这异乡的贵客遮挡风雨一时。

    另一盏人骑骆驼铜灯则色泽黝黯。它和1号墓出土的骆驼铜灯大小相若，两峰骆驼造型也如出一辙，所不同者在于灯柄的设计。骆驼背上的呈跽坐模样的骑乘者，前臂平伸，双手合抱擎起灯柄。何以骆驼背上的他要呈跽坐状，而与寻常骑手双腿叉开、两脚下垂的姿势判然有别？钩沉史料不难发现战国时期华夏崇尚跽坐，而视踞坐为无礼之举，《尚书·周书》中便曾宣称狄人“蹲踞无节”。于是这种以农耕定居文明习惯为基础而制定的礼制反映到这盏铜灯上，就表现为纵使违背了基本的生活经验和生理常识，也绝不能让骑乘者叉腿而坐，暴露下身。如此一番解说若真能够成立，或许可以表明这盏铜灯的产地应该就在华夏本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远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之路上早已响起驼铃声，否则手艺再巧的匠人又怎能凭空捏造出这等真实的骆驼形象？

    湖北的荆州江陵一带位于长江中游，曾是楚国的核心区域。在规模宏大的楚纪南故城外，至今仍是青冢连连，不可胜数。

    对出自望山1号墓的骆驼铜灯，有学者考证，认为这座墓的主人是一个名叫悼固的楚国王族。悼固是楚悼王的曾孙，去世时年龄接近30岁，下葬年代当为公元前331年。而从这位楚国贵族的墓葬里出土的最有名的器物，是有着“国宝”之誉的越王勾践剑。可我最爱的，仍是这盏小小的骆驼灯。因为固然宝剑锋芒无匹，“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可蕴藉的大抵是金戈铁马，见证的唯有吴越与荆楚之间的往来穿梭，全然不出长江流域；而骆驼铜灯虽小而质朴，寄托却更大且深远。

    那么两盏铜灯是否同源？为何一个色泽黝黯，一个微泛淡绿？这是在提示我们它俩出自不同的产地，还是说仅仅由于所在墓葬被盗掘与否而产生的微环境差异所致？也许，等科技考古工作者在今后展开金属微量元素的无损分析后，就能给出更深入翔实的回答。

    在这次特展上，这两盏铜灯与周遭众多楚文化器物同处一室，显得很是突兀——那些造型奇诡的漆木器，似乎把“漆园傲吏”庄周汪洋恣肆、不遵矩度的文章淋漓尽致地物化于形；那些纹饰繁复的青铜器，则与屈原情思馥郁、弘博丽雅的辞赋不谋而合。厕身于这满堂瑰丽中的两盏骆驼灯，相形之下显得是那么的中规中矩，甚至有些朴拙木讷。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人不禁联想起历史学家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的判断：“北方的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方的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

    历史学者刘迎胜在《丝绸之路》一书中论述“先秦时代的玉石—丝绸之路”时曾写道：“先秦时代中原与西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是后来张骞‘凿空’西域的前提条件。”因骆驼灯在楚国都城的出现，或可将刘先生文中提及的“中原”拓展至长江中游。以后或许有人能在那灯针之上插一支小小红烛，把深邃幽晦的历史长河再点亮几分，溯流而上，我们因此就能看清楚远在战国之时，从长江到黄河，再到丝绸之路，已经有着怎样深入密切的交流。

    （作者单位：北京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