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本质特征

    只有说清新一届中央所面临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本质特征，才能为“习近平治国理政论述”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提供合理性根据；只有说清实践新形态，才能形成理论新形态。这是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论述的逻辑起点。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且具有阶段性本质特征。

    国内，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表达诉求—矛盾多发—攻坚克难—治理现代—建构秩序。“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称为“发展起来以后”。十八大以后，我国真正进入了“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也进入了表达诉求期，民众的各种诉求在增强。

    民众日趋增强的诉求需要合理满足。满足，需要主观与客观条件。然而在当下，不仅在客观上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对较低，资源配置还不够公平；且在主观上，一些人的文明素养也不是很高。结果是，民众日趋增强的诉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进而产生各种矛盾，进入了矛盾多发期，使深水攻坚成为时代课题。

    如何真正破解“表达诉求、矛盾多发、攻坚克难”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难题？习近平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上述难题，而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既为治理国家公共权力提供现代化制度模式，又要处理好党、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新一届党中央不仅要破解难题，还要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新一届党中央基于公平正义理念，着重从干部人事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且从国家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入手，运用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等方式治国理政。

    国际，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民族复兴—力量博弈—围堵打压。当今，中国已属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我国已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接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目标，初步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当新兴大国的实力日趋靠近既成大国并对既成大国构成某种挑战的时候，既成大国往往会对新兴大国产生警惕；当新兴大国谨慎行事而既成大国还没有感到新兴大国对其产生严重威胁的时候，各方就会进行力量和智慧的博弈。当今，世界上新兴大国与既成大国的博弈日趋突出。

    在力量和智慧的博弈中，因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原因，难免会有不同程度的冲突，这种冲突会以围堵打压的方式出现，且时常发生。

    总体上，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当今中国正处在整体转型升级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奋斗目标上，由实现“总体小康”走向实现“新三步走”战略；在改革上，由“基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走向“基于公平正义的改革”；在生产力上，由“投资驱动发展”走向“创新驱动发展”；在生产关系上，由“收入差距过大”走向“分配正义”；在国家权力上，由“国家主导”走向“国家治理”；在文化心理上，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在外交上，由“回应问题导向”走向“提升话语权导向”；在国际地位上，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世界强国”。

    在上述情境下，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就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时代性课题

    这讲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论述”所要回答的“新课题”。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具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其治国理政不仅从破解问题和难题切入，而且是针对问题而进行的。

    根据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及习近平的“新三步走”战略，习近平治国理政要回答的“时代性课题”是：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前者是治国理政的目标问题，后者是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总体方略和行动纲领问题。习近平治国理政面临的根本问题主要有两类：一是过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根本问题，主要是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问题。治国理政的目标相对侧重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即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总体方略和行动纲领相对侧重于破解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根本问题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根本路径问题。我们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十分明确；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也要基于公平正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以建构良性社会秩序，二者共同回答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哲学思维

    这讲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论述”蕴含的哲学思维。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确立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习近平那里，可概括为“战略辩证法。”

    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首先是一个战略性历史课题。战略性课题就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分析。作为治理世界上超级型大国的党的总书记，习近平特别注重以新兴大国的战略思维来思考问题。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有许多矛盾、关系和难题需要破解。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树立辩证思维。战略辩证法，指的是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要运用辩证法来把握，或把辩证法运用于把握战略谋划和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在战略中有辩证法，在辩证法中有战略。

    战略辩证法要求注重历史思维。它把“战略”和“辩证法”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思考，战略辩证法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战略辩证法，它既要求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及其本质，又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规律，还要求有效化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关系。违背历史思维的战略辩证法是空洞的战略辩证法。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思想，就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战略上进行辩证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战略辩证法既体现战略思维，又体现辩证思维，它力求积极破解战略实践中的种种矛盾关系。战略思维，就是对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关系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时间维度上的长远考虑，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空间维度上的全局谋划，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系统维度上的整体布局，跳出部分从整体看部分。它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努力占据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具有战略定力。辩证思维，就是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对立；注重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注重透过表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创新思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内在要求推进创新。实现战略目标必须注重创新，它是在创新中逐步实现的。缺乏创新，就无法实现战略目标。习近平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具有战略性，它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又具有辩证性，它要求必须辩证处理好党、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还具有创新性，它是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创新。

    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系统思维。战略是在把握事物的整体及其结构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缺乏对事物整体及其结构的把握，就不会有战略思维，也不会有战略理论与实践；辩证法内在要求把握并处理好事物的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否则，就不是辩证法。

核心理念

    理念从本质中提升。我们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基于这一本质，习近平把“为人民担当”作为其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开篇，是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之后，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演讲词。其主题，讲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一主题，全篇讲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他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可简称“为人民担当。”这一理念，既与为人民服务一脉相承，又赋予为人民服务以时代精神：当今要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担当起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根本利益的责任，以敢于担当的精神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总体思路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形成了“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的治国理政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首先是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难题。诸多矛盾和难题不破解，就根本无法前行。习近平强调指出：问题倒逼改革，即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种种难题。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难题，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第一部曲。

    在破解难题的同时或之后，应注重建构秩序。这不仅是因为以往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难题与缺乏良性的社会秩序有关，而且只有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才能真正减少今后我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难题，才能激发和汇聚社会正能量。根据习近平的论述，建构良性的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基本框架是：基于公平正义理念，发展和完善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既使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达到协调、配合，又要健全并发挥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运用法治、德治、共治和自治治理好国家公共权力，规范和调整社会运行体制机制及其方式；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人的行为；建立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建构中国社会新秩序，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第二部曲。

    建构秩序的目的，是唱响中国梦。要真正唱响中国梦，必须实现“新三步走”战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那时，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就会显示其强大力量，进而拥有国际话语权。唱响中国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第三部曲。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