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文艺评奖：为何为，如何为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文化部决定“全面清理整顿文艺评奖”。消息一出，舆论热议，各大媒体争相转载了这个“取消一批、精简压缩一批，总体减少60%以上”的醒目决定。反腐的劲风扫向暗潮涌动的文艺领域，也令老百姓拍手称快。

    究竟这一组重拳效果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但应当了解的是，这么一项重大决定的作出，绝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过去一年发生的许多事，都暗中剑指文艺评奖领域的“山雨欲来”。

    自2012年春晚因“评选结果与实际不符”取消评奖环节之后，广大民意便开始对诸多“高大上”的文艺评奖进行层层“剥皮”。去年，创立于1999年的老舍文学奖被曝险遭取消，最终保留了奖状而没了奖金；刚发起没多久的路遥文学奖则在一片质疑声中“且行且珍惜”；一些国家级文学奖项的评选结果，也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大众愈加疑窦丛生的敏感神经；而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则干干脆脆地取消评奖，为新规的出台埋好了伏笔。

    架子搭好了，设计图也摆在了台面上，剩下的似乎就是顺乎潮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如此顺应时势的举动，到了基层似乎又遭遇了另一番尴尬的情景。

削减评奖引发基层焦虑

    19岁的小康是一名基层京剧团的普通演员。每天清晨，他都早早地奔赴团里练功、吊嗓。“虽然地处偏远，文化气氛也不那么浓厚，但自己还是挺喜欢唱戏的。”小康谈到京剧的时候，总是眼前一亮，然而回到现实，又每每为经济的窘迫转入黯淡。

    像小康这样的基层文艺工作者不在少数。在说起文艺评奖削减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里更多流露出一种未知的疑惑。“干这一行，本来也不是冲着钱去，就指着能得个奖，给自己和家人有个交代。评奖要是取消，就不好说了——”小康的语气里带着些许无奈。

    更为焦虑的，也许是地方上的基层院团和文化厅局负责人。习惯了以奖项做“政绩”的文化干部，如今都颇有些窘迫。曾几何时，为了角逐一些“香饽饽”奖项，难免得硬着头皮像“跑官”一样“跑奖”。用数额不菲的活动经费来换取荣誉加身的政绩加分，也是“清水衙门”里唯一的盼头。现如今，连“跑官”也遭遇了反腐这堵高墙，撞得鼻青脸肿，“跑奖”还跑得下去吗？

    “老实说，我们这些做文化工作的，本来也挣不了大钱。但过去虽然清贫，好歹有奖项来装点门面，现在既没钱又没奖，文艺还怎么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地文化局干部如此叹道。

赶走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文艺评奖削减在基层遭到的质疑，实际是改革过程中常见的习惯性阻力，也体现出走惯了老套路的文化干部对新常态的不适应。而老套路弊病几何，新常态又做何打算——我们不妨先回过头来，对削减评奖的初衷一探究竟。

    近年来，资本和权力的逻辑在社会各个方面体现得越来越显著，即便文艺领域也变得不那么“干净”和“纯粹”了。众所周知，如今的某些殿堂级的文艺大奖，每逢评奖结果揭晓，几乎都能演变为一场“扒皮揭丑”的闹剧，“打油诗”和“干部体”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红顶”艺术家。而影视和舞台艺术方面，令人诟病的“双黄蛋”现象至今不绝，本该悬念迭出的评奖竞赛变成皆大欢喜的“颁奖狂欢节”，奖项名目繁多不说，还要兼顾平衡一奖多发，营造出好一派“子孙满堂香火鼎盛”的热闹景象。

    然而当局者尽管“纸醉金迷”，旁观者却“目明耳清”。如此自娱自乐、脱离群众的评奖方式，不仅消解着奖项本身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对整个社会的文艺生态和文化自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泛滥成灾的文艺奖项和部分被“潜规则”染指的评奖机制背后，是一条腐败的利益链。更令人痛心的是，为数不多的文化艺术资源也被虚耗其中。如京剧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所说：“为了一个人，排了一出戏，演不了几回，拿了一个奖，最后一个大钉子把奖高高挂起。”

    文艺评奖应为文艺服务，而文艺则应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断明确了这一文艺的本质属性。然而如今的诸多评奖，不看人民看官帽，不为群众为政绩，权钱交易所催生的，是类似虚高房价一样的文艺“泡沫”和虚假繁荣，更加冕了一些顶着奖项光环的“伪艺术家”。削减文艺评奖，整顿文艺乱象，正是要戳破那些不切实际的“泡沫”，赶走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在“去粗存精”中还文学艺术以本来面目。

打好文艺评奖减法的“组合拳”

    当然，任何顶层设计的实施都必须考虑到现实层面的可行性，文艺评奖的改革，也要在充分处理协调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基本需求之上，才能有效地推进。小康等人对“削奖”的重重顾虑，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削减评奖这一记“重拳”之后，还需要怎样的“组合拳”配套，才能让文艺领域的改革真正落地生根，利国利民？

    首先需要跟进的，也许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14年2月以来，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担着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转企改制，迈向市场，自负盈亏是大的潮流和趋势，这就要求在评奖削减的同时，文艺团体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必须进行自我更新，改变过去那种“为官家演戏，靠官家吃饭，用评奖上位”的陈腐思维，而代之以“为人民演戏，靠人民吃饭，以口碑取胜”的新思路——用群众的眼光来检验文艺作品的真实价值，是优胜劣汰，净化艺坛的不二法门。

    同时，为了兼顾文艺院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家也需要给予转企院团一定的扶持和保障性政策，避免文艺创作“剑走偏锋”，使其既不至于为了生计而一切向钱看，也能免于权力和资本的过多干涉而变身“命题作文”。

    其次，是评奖本身的“去政绩化”。诸多专家指出，文艺评奖之所以乱象频出，根本还在于这些奖项被赋予了太多与“文化艺术”无关的功能——譬如职称评比、职位升迁、工资待遇、权位价码等等。而一旦和政治利益扯上关系，“艺术的评奖”更将转化为“评奖的艺术”，其中私下勾兑、机关重重五花八门之程度，真真让当事者欲单纯而不能。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许多评奖机制本身的漏洞百出，都决定了评奖行为向着深渊的一路狂奔。而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理评奖也应从根处着手，将一系列附着在文学艺术之上的“寄生虫”杀灭。唯有如此，才能让病态已久的机体恢复健康。

    真正好的文艺政策，绝不会让任何一位有操守有追求的文艺家穷困潦倒，相反，它能让文学艺术的从业者活得更有尊严，“站着把钱挣了”。我们有理由期盼，这一次“文艺评奖的减法”，最终能够换取“优秀文艺的乘法”，对文艺乱象的全面整顿，也能赋予真正的文艺工作者更强大的动力和信心，使他们从污浊不堪的官僚习气中自拔而出，投身于更加纯粹的文艺创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