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时,夏天,我高考完。爸妈说,两个月别闲着,去见识下社会。我爸工作的局里正起新楼,我便上了工地。
先在大棚锤钢筋,把弯弯扭扭十几米长的旧钢筋一条条锤直。八斤的铁锤抡到第三天,我吃饭时已提不起筷子。工头却过来说:你做的活没法看,重来!
半夜疼醒,一早没起床。我妈进来说:估计你也坚持不了三天。听了,我狠着心起来,直着胳膊穿衣,上工。等百来根钢筋锤直,胳膊反倒不疼了。
出了大棚,上基建工地,算是“转了正”,小工,价钱每天二十,若在伙房吃饭扣五块。工地没遮拦,晒!过了十来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不可思议的热。七月天,下午两三点,多少次抬头,盼着云把日头遮。农村同学曾向我说起夏收的辛苦,终有体会。一个月前滚瓜烂熟的语数外,全都见鬼去了。
铲沙,挖石,挑担,重复,重复,再重复……熬到日落,终于收工,人已半呆。回家路过老街的一座老桥,坐在石栏歇脚,看着桥上那口不知年岁的老钟,依旧发呆。
吃喝睡,是每天的头等大事。但睡前还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面也有打着小工的孙少平,还有他爱着的和爱着他的美丽聪慧的田晓霞。可我的工地没有田晓霞,只有一帮端着海碗扒饭,买个西瓜砸碎了就啃的小工,还有那个拷着手四处转悠眼贼尖的工头。
一个月下来,我黑了,瘦了,也壮了,每天都恨不得操起脸盆抢饭,端起锅来喝汤。我也无所顾忌地穿着露肉破衫,戴着草帽,垮着腰腿,像只螃蟹一样扛着工具或推着板车走在路上,或歇坐街边。爸妈的同事或我同学偶尔撞见,往往愕然,不知从何问起。这种日子,毫无诗意,无聊疲乏,只有坚持。
也就在这工地,遇见了我师傅。
他大约三十多岁,国字脸,刚正,读过高中,是工地上的“最高学历”。工头对他很客气,请他看图纸,张罗事。
我跟着他。他很沉默,除了对我说工地作业的事,没有多话,也不问我的事。我很快注意到他的不同:胡子每天刮干净,衣衫有补丁但没破洞,总爱用手梳理湿透的头发——他也常要干粗活,一手老茧,脸庞黝黑。还有,歇着的时候,偶尔发现一张破报纸,他会蹲在地上饶有兴致地看完。他还会捡个石块,写字,甚至写几个英语单词。起身的时候,再用脚全部蹭去。
干重活,他一定过来带我。清地基,水泵半死不活,坑道里总积着半尺深黄泥水。我们要下坑道把挖出的石块扛到地面。常有一两百斤的大石,他教我怎样用铁丝把石头绑好,穿上竹篙,上肩,起步。每次上肩,我都发现他会把铁丝扣在离自己肩头更近的地方,然后紧紧把住,不让它朝我这边滑去。干活的时候,他只是淌汗,瞪眼,看路,没有多余的表情。
他会笑,但很少。有次,我被工头支去另一个工地送工具。回来时,发现大家都歇着啃西瓜,一片滋溜声,没人理我。我想自己那份早没了,咽着口水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走到师傅跟前蹲下。他看着我那酸溜溜的样子,变戏法般从身后掏出一片西瓜递来,笑眯眯地等着我伸手接去。那块瓜不是石头上砸的,齐整,应该是他老婆切的。
他老婆就在工地上做饭,扎个辫子,也黑,但眉眼温顺。师傅做工,她就蹲在土堆上,看他干活;师傅歇着,她就过来,跟他小声说话;师傅起身,她就跟在他身边走,很安静。我觉得她就是师傅的田晓霞,虽然没有田晓霞年轻、漂亮、有地位。一天,我和师傅扛泥包,他的手指被铁丝茬头划破,血粘了半手。她几乎是惊慌地跳下土堆,磕磕绊绊地奔过来,一把抓起他的手,没顾满手泥污,就把划破的手指含到她自己嘴里。师傅一手搂着她,低头看着她,就这么安静地站着。
快开学了,我得走了。我跟师傅说,明天不来上工了。他问我去哪里。我犹豫了一阵,还是告诉他,我去读大学……
多少年过去了,有时回家乡,穿过那条老街,路过那座老桥,看见那口老钟,还有那栋十多年前建起的楼,会想起那些烈日下的日子,和我的师傅。
(作者为国家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