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博弈背后的经济转型与增长

    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环境和气候问题成为南北问题新的发展焦点，碳排放成为新一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战略博弈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以萨克斯为代表的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研究重心转向未来世界的新引擎，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全球气候研究所，为发达国家保持中心—外围的国家分工秩序寻找新的可能的战略工具。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发展方式，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去工业化后的新口号。

    在发达国家推动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产业布局呈现出“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格局，即技术研发、设计和销售在国内，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制造环节在发展中国家。面对由制造业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对气候和环境的客观破坏造成的发展外在约束，发展中国家只能亦步亦趋地出台碳政策，建立碳市场，增加碳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被动应对发达国家设计的低碳政策。在这种发展格局下，低碳经济成为新一轮南北问题的战略博弈焦点，围绕低碳技术的气候博弈继续深化。

    纵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由于“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回顾经济思想史，从亚当·斯密到熊彼特，从罗斯托到索洛，从纳尔逊、温特到曼斯菲尔德，在这些不同学派经济学家的眼里，技术是同土地、劳动、资本一样的生产要素，技术创新仅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技术的创新成果就应该为世界各国平等共享，发展中国家可以完全依靠国际技术转移实现经济赶超。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博弈已经成为国家间较量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由技术创新引发的“中心—外围”世界结构体系在进一步延续，处于中心的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绝大部分利益，甚至利用技术垄断优势掠夺外围国家；而那些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则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常常成为单一的原材料出口国和工业品的低端加工商。这就是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蝴蝶效应”的原因。

    在气候问题上，技术也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低碳技术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量，碳排放问题争议的核心就是围绕低碳技术的博弈。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并由此把世界发展模式牵引向新的中心—外围分工体系，是其利用科技话语和法律话语来继续控制世界的新方式，同时也是他们约束进而控制新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工具，其目标就是要通过制定碳排放交易市场、碳金融市场以及碳交易核查等相关规则，维持其在低碳技术博弈中的领先地位，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一轮的低碳经济掠夺。

    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才一再强调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不管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也丝毫不会考虑美国的历史排放量是中国的多少倍。在几十年的全球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虽被纳入其中，但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始终未得到有效的落实。相反，我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压力，要求在全球气候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看清这种国家间气候博弈的逻辑，就可以试着寻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新的中心—外围分工关系的可能性。那就是依靠低碳技术的进步，调整经济结构，进而获得新的增长。换言之，低碳经济不仅与经济发展不矛盾，而且可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市场潜力，我们完全可以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转型的道路或许并不好走。当前，在不平等能源消耗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要走上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任重而道远。低碳技术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意味着对索罗模型结论的冲击，正如“代谢增长论”指出的，技术并非是外生的随机冲击，政府的产业政策对增长模式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技术发展的不同生命周期，政府政策和混合经济对技术更替有不同的作用，进而可能导致产业和国家的兴衰。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以积极的低碳技术创新推动转型，进而获得新的增长，这是我们的可行之路。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好气候博弈与谈判背后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制定适应本国自己的低碳经济发展策略措施。其中首要的是立足于国家现有的基本意识形态与发展制度，不能受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提倡的私有化与牟利投机虽然能在短期内提升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效率，但是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它并不关注人类的福祉与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在一定阶段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对于处在经济转型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不能将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提高经济效益、优化发展结构的价值取向，在解决碳排放等问题时，发展中国家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政府与市场相协调。

    其次，制定新的低碳发展工业战略。在生产领域，以低碳技术创新为核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经济调节作用，持续保持“清洁能源投入最多国家”的投资力度，保证低碳技术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重点支持低碳创新的关键技术领域，包括能源供应、交通节能、建筑节能以及工业节能领域的创新支持；充分发挥好市场的技术引导作用，坚持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形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技术转移环节，在兼顾政府间技术援助和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技术转移的同时，突出商业技术转移的作用。

    再次，以调结构为突破口。事实上，是结构不合理导致了污染，而不是因为发展带来了污染，重工业也不一定高污染。调结构既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弥补市场失灵，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从源头上遏制高污染、高耗能的坚决措施。为此，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结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应是我国调结构具有较大共识的判断。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