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与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生于1935年。战争让这个森林里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军国主义少年，他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相信，为天皇而死无比正确。然而后来他透露，年少的他一直生活在矛盾中——既渴盼上战场、成为天皇的士兵英勇地死去，又恐惧并盼望来不及参加战争。就在矛盾的撕裂中，被视为神的天皇突然像人一样通过广播承认战败，让这位军国少年在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感到茫然无措。

    早大江八年出生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战火中度过自己的童年。身为希特勒青年团少年组的一员，他也和同伴们一起唱“旗帜重于死亡”的歌曲。他说，他们那一代人对死亡都很着迷，都已决心将他们宝贵的生命献给“希特勒总统、民族和祖国”。17岁那年，带着唯恐违背誓约的不安，他加入党卫军。六个月间，他一枪未发，反而被吓得尿裤子；在战场受伤后，他在战地医院被美军俘虏。格拉斯到了耄耋之年，叙述自己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层层剥去记忆的外壳，他反复地向年轻的自己发出诘问，尤其是对参军的态度和对纳粹政权的认知。这整个过程艰难、痛苦，他常常为泪水浸泡，如同剥洋葱时流下眼泪一般。所以，他将回忆录命名为《剥洋葱》。他还坦陈：自己能够逃脱犯下战争罪责的命运，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高尚。他说：“如果我早生三四年，肯定也免不了犯下那种重罪。”战争结束那天，一直靠着政治宣传支撑自己的信仰系统崩溃。他看到，灵魂空洞的自己茫然无所依。

    日本和德国犯下的罪行，让这两位军国少年的心灵长期笼罩在阴影中。年纪愈长，感受愈强烈。面对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他们通过写作来完成自我救赎。他们都书写了一个时代人的恐惧和欲望，他们所讲的故事都残酷、严肃、富于政治性。他们都强调逆时代潮流而写作，都强调灰色地带的多元价值，都将怀疑和问难贯彻一生，都因为说自家人的坏话，而被称为用粪弄脏了自己巢的鸟。

    大江最早在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铁皮鼓》的主人公——三岁的奥斯卡无意中发现母亲和表舅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的猖獗，便决定不再长个儿，宁愿成为侏儒。从此，在奥斯卡的视角里，社会和周围的人都是怪异和疯狂的。他整天敲打一只铁皮鼓，以发泄对畸形的社会和人世间的愤慨。大江认为，自己和书中的奥斯卡情形相似。他觉得，无法从这个少年角色中抽离，而且心灵和肉体也承受着严重创伤——那个创伤不会愈合——甚至自觉和施害者一样有连带责任。大江在文学创作初期，眼见广岛原爆受害者的悲惨生活，同时，他的智障儿子大江光也来到世间。大江光幼时只能听懂鸟叫，后来只能通过音乐与人沟通。大江认为，由于和这样的儿子共生，他内心的奥斯卡活得更久长。

    大江和君特·格拉斯相识，是在《铁皮鼓》要被翻译推介到日本的1970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格拉斯到访日本。格拉斯那时已经读了大江小说的德文译本，他提出想要见大江。那次见面，让他们成了朋友。此后，两人一直情谊笃厚。后来，大江和格拉斯相继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庆典上，他们还一同发表了演讲。大江认为，1970年前后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作为那个时期的产物，他写出了《同时代的游戏》。大江在回忆中声称，如果那时他能抓住焦点，一部接一部地创作出紧凑的作品，或许日后他将成为更坚实的作家。“不过，我所喜欢的那些作家，格拉斯也好，略萨也罢，全都在从事着创作犹如盛宴般大作的工作。于是，我也就不甘寂寞了，这该说是血气方刚吧。”我想，大江这里所指的，是格拉斯那些包含严肃政治性主题的恢弘创作。

    1986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掀起“历史学者的论战”。当时，部分历史学者想要减轻屠杀犹太人责任，将战争当成是“恐怖的美学”，论战就是针对这一风潮。一直到二战结束的第五十个年头——1995年，连报纸的专栏也庆祝这种流行现象。在同样具有敏感意味的年份，日本政界也渐趋保守，“新民族主义”抬头，一股右翼势力美化、淡化、否定侵略战争的潮流兴起。君特·格拉斯和大江针对这种状况，多次通信，表达了对现状的担忧和批判。他们在信中还多次交换了对战争与历史的认知。比如，君特·格拉斯支持二战中的逃兵，这一立场得到了大江的赞同。格拉斯在信中引用古德语的“叛离旗帜”，坚定要替拒绝与不服从的市民百姓辩护，主张彻底的民主主义。他认为，惟其如此，才能去除他所质疑的国家伦理的根基。大江则回应道，对于在战争中对亚洲人民所犯的罪行，日本无法规避责任或辩解。唯有重新反省、谢罪、补偿，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才能寻求和邻国和解与再生之路。

    他们在创作与社会活动上遥相呼应。君特·格拉斯的评论文章，反复讨论的主题有反核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问题和全球性的环保问题。作为一名民主主义文学家，大江的关注点始终是在各种权力结构中被压抑的边缘人。比如，他执着一生的广岛写作与冲绳写作。大江不断逼迫自己与广岛和冲绳历史废墟上的幽灵对话，重新探讨日本这个国家的中心文化、学习处于日本文化圈边缘的琉球文化。广岛和冲绳不仅是大江进行自我文学训练的重要支撑，而且是他践行公共知识分子职责的重要场域。贯穿广岛的写作就是他反核的战场。2002年，格拉斯发表小说《蟹行——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船事件始末》。这本书讲述的是二战末德国难民的悲剧事件，对长久以来的禁忌话题进行挑战。大江健三郎刊行于1970年的《冲绳札记》在2005年被日本右翼告上法庭。后者称，该书记述的冲绳战中日军强令冲绳民众集体自杀事件是“虚构的事实”，因此以“名誉受损”为由，要求停止发售该书，并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格拉斯和大江健三郎都被本国人视为“叛徒”。

    2006年8月，君特·格拉斯在其《剥洋葱》中自曝“污点”，透露自己进入党卫军装甲师服役的事实，将自己暴露在批判之中。面对道德纯洁性的指责，格拉斯坚持面对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大江健三郎则引用保罗·策兰的诗歌，赞赏格拉斯的勇气，称赞他停止编织谎言，是设法接近真实的证人。

    大江健三郎某天翻箱倒柜地搜集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找到了早年从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中抄录下来的卡片，这些卡片被橡皮筋箍住。这成为他晚年为儿童创作作品的契机。我们是否可以说，大江健三郎在其文学的起点和终点，都有君特·格拉斯的影子？如今，战友已去，已进颓龄的大江恐怕是倍感孤独吧。

    （作者陈言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