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国在念哪本“幸福经”？

    寻求幸福，原是启蒙哲学给予法国的天赋人权，现今却蜕变为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承担的义务。在法国这样一个福利社会中，幸福之路并不平坦，对自己命运十分满意者仅占总人口的13%。以“实证价值”回归为衡量准绳，这里的幸福指数相当低。因此，各类“幸福指南”在巴黎书店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最畅销的当推罗朗·古奈勒的普及“秘笈”——《欲求幸福之人》。

    幸福观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命题，法国《快报》杂志邀请吕克·费里和弗雷德里克·勒诺瓦两位哲学家就此命题展开了一场激辩。费里曾任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坦言幸福只是一种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幻想”。他引用康德的话说，如果上帝祈愿凡人幸福，那就不会传给人智慧了。在他看来，“幸福”的概念无从定义，不可成为辨别善恶的“行为准则”，测量幸福指数纯系“跛脚鸭”经济学者的蠢举，因为恰如卢梭断言：“人是唯一不恒定的生物。”

    勒诺瓦不同意这一观点，坚称从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到斯宾诺莎，贤哲们都肯定幸福确实存在。他说，幸福与稍纵即逝的快感不同，本为一种汲取精神的索求，即容克所谓的“个性化过程”，应排除对外界文化环境的依赖，不以成败论得失。在勒氏眼里，热爱生活就是幸福，弃绝虚荣、保持自然乃问题之关键。两位哲学家因衡量人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尺度不同，难以达成共识。今日六角国内，一些兜售幻梦的行商向芸芸众生下达“幸福指令”，而现实无情，奇迹从未出现。

    新近，经济学家达尼尔·科恩在法国著书立说，点出西方文明发展出现的二律背反。按他分析，消费社会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财富，得以实施高福利政策，可是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增强。以法国为例，现今中产阶层的富裕程度是1960年的四倍，但购买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明显萎缩，导致社会剧烈阵痛，人人叫苦不迭。于是科恩等一批“新哲学家”就号召摆脱“物化”奴役，抵制在全球流行的美国“行为心理学”——美式的实用幸福观就是竭力赚钱发财。

    关于这点，备受法国上流社会宠幸的已故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深有体会。她虽出身富裕阶层，却一生潦倒，整日借酒消愁，吞烟吸毒，麻醉自身，终了得出教训：“金钱造就不来幸福！”明白人心知，有钱只能解决一个问题——缺钱，而人生最需要的真情是用金钱买不来的。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古希腊传说，米达斯国王从酒神狄奥尼索斯处获得了“点石成金”的神力，一夜暴富。但是他所接触到的食物和饮料也顷刻成金，导致他自己最后饥渴而死。时至今日，每逢礼拜天，法国人还要去天主教堂做弥撒，跨进教堂要沾圣水，在胸前画十字，取《圣经》祷告。《圣经》告诫虔诚的信徒们：财富只是过眼云烟。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在其《人间戏剧》里，把金钱造成的危害描绘得淋漓尽致。戏剧大师莫里哀也曾把“悭吝人”贪财的异样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到现代，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对此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得出富有与幸福不成正比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美国学者威尔·鲍温在其著作《君能幸福！》一书里，对这一悖论做了一番社会学分析，从行为经济学观点出发，得出想靠发财谋幸福是“思维误区”的结论。鲍温的书被译成法文，使得法兰西子民得闻其“醒世通言”：大量增加的财富会成为“精神重负”，使人产生唯恐得而复失的焦虑，惶惶不可终日。

    一些法国人转而乞灵于东方哲学，皈依佛教，想悟道入禅。然而释迦牟尼在纪元前就明示：人不应该以追求物质幸福为目标。《提摩太前书》揭示了贪财是万恶之根，金钱是万恶之源。西方人“及时行乐”的追求与佛祖诸圣的教诲格格不入，想得道难于骆驼穿针眼。瑞士“新哲学家”代表亚历山大·若利安出来向法国人献策，要他们崇拜中国唐朝的高僧惠能，领会禅宗正系阐明的“友谊”真谛，意识到“他人即幸福”。然而，他忘记了对法国青年影响颇深的存在主义导师萨特曾有言：“他人即地狱。”

    这种形势下，法国左翼哲学家阿兰·巴迪乌参与关于“幸福”的辩论，发表新著《现实幸福之形而上学》，声称“幸福终归为一种风险”。他强调，“幸福”与康德的“情感”概念相依，“爱”的情感为“欢乐”，促成所谓的“幸福”。依他看来，大众哲学的核心是幸福，一般理解为耽于声色的性感。对此俗讲，他不敢苟同，倾向于柏拉图关于“一切皆为破例进程，无先期定论”的理念。在今天庸俗伊壁鸠鲁主义盛行的氛围里，巴氏坚持苏格拉底“宁折不苟”，不屈从“局限”的立场，一秒钟也不肯相信大众传媒所指引的“幸福之途”。

    追求时髦的法国年轻人嘲笑巴迪乌“迂腐”“不识时务”。与他成明显对比的是老牌右翼作家、龚古尔文学院的资深院士让·道赫默松。他被称为“幸福牌作家”，擅长论幸福之道，踏幸福之途。在不少法国人均有危机感的今天，此老却愈活愈乐天，激励“具有非凡潜力”的法兰西儿女奋起“追逐幸福”。他喜欢引用邦雅曼·贡斯当的名言：“让国家去主持公正，由我们自己来承受幸福。”当《费加罗杂志》社记者吉约姆·罗盖问及他的幸福观时，道赫默松笑眯眯地回答：“我自认应被视为‘幸福牌作家’，要不顾一切让自己幸福，愿为乐天派俱乐部一员。不顺当之时，每个人也应有幸福感。”

    据报道，日前由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出资赞助，在六角国里设立了一个“幸福观察站”，随时提供法国人的幸福讯息。这可被看作“幸福”跨越国界的全球化现象，是一种新的法式悖论（French Paradox）。目睹有美国大款来助一臂之力，笔者不胜感慨，联想到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训，特来巴黎这座“光明城”里为勤奋的法国人祝祷：“阿门，但愿福星在塞纳河畔高照！”

    （沈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