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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结果似乎都能引起争议，然而获得此殊荣的各位作家，无疑都是本国民众的自豪与骄傲。随着春暖花开三月的到来，塞尔维亚和波黑的民众开始再次悼念40年前病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先生。1961年，凭借着自己的代表作《德里纳河上的桥》，伊沃·安德里奇荣获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着对童年的回忆与对家乡的热爱。这种感情作为人生最初的体验，时常会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诚然，记忆可能会扭曲现实，将之折射成不同的影像，但不可否认的是，童年与家乡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塑造每个人的品性。对于安德里奇，他的童年与家乡，就是位于德里纳河畔的维谢格拉德小城。
安德里奇1892年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南部的小镇多拉茨（此地今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出生不久就来到了维谢格拉德。从此，伴随他度过童年时期的，是小城旁终日川流不息的德里纳河水，以及架于河上的古老的11孔石桥。在《德里纳河上的桥》一书中，安德里奇用二十四个章节安排了数个故事，时间跨度从1516年写到了1914年，原文以400页的篇幅写出了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四百年间的沧桑变幻。而承载这厚重历史的舞台，就是作者的家乡；将这四百年风云串联而成的线索，就是伴随作者童年时光的大桥。
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授奖官方在阐述安德里奇的获奖理由时用了如下的话：“笔力贯注，如同史诗，以邦家兴亡贯穿主题，借故国命运描绘人世。”而本书的结构恰恰是对这句评语的最佳注脚。在这部历史小说中，作者并非将一朝一事描写到底，而是铺排了若干时代各异、人物不一的故事。乍看之下，故事之间毫无关联，整部作品似乎呈现出短篇小说集的色彩。但作者笔锋紧扣维谢格拉德小镇与镇上的古桥，不论时代、身份，上至宰相总督，下至贩夫走卒，其言行举止都与小镇与大桥密不可分。于是乎，桥梁不但沟通了德里纳河的两岸，也联通了小镇四百年的兴亡。众流汇聚，万川归海，小说的主题通过这样的形式被凸显在读者面前，反映了原南斯拉夫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占领下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当地各阶层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遭受占领者压迫的悲惨命运，以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
中国古训中孟子曾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安德里奇的书中也洋溢着浓厚的个人风格，一个个看似无关的故事，正是其传奇经历的改写。在他的一生中，曾有两岁丧父、生活落魄的贫困经历，也有在民族主义风潮蔚为大观的欧洲，加入民族团体“青年波斯尼亚”组织的经历，甚至还曾因为是一战导火索——斐迪南大公刺杀者普林西普之友而被奥匈帝国逮捕入狱，具有流放奥地利的政治犯履历。1917年获释后，他走上了编辑刊物、发表诗歌散文的职业文学家之路。然而这并非全部，他用了三年时间分别在萨格勒布、克拉科夫、格拉茨三所大学学习，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的20年，他又作为外交家活跃在欧洲各地。二战期间为了不与法西斯合作，他隐居在贝尔格莱德潜心创作，代表作“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记事》《萨拉热窝来的女人》）均完成于此时，直至1975年3月13日去世。他的身份变化跨度之大、经历之丰富，令人咋舌。
不过，如同大桥是他作品的主轴一般，在他的生涯中一直有一个因素贯穿其间，这就是他见证了巴尔干半岛上纷乱的民族冲突、宗教矛盾与政治斗争，而这些都被他忠实地记入了作品中。在书中，大桥的建造者是奥斯曼帝国管辖巴尔干地区的最高官员穆罕默德·巴夏，而这位奥斯曼的高级官吏却有着特殊的身份——血贡。所谓血贡，是奥斯曼帝国对其统治下各民族采取的特殊征服政策，即要求非突厥、非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国民不定期地将10至15岁的男童送至伊斯坦布尔宫廷。在那里，这些幼儿被当作突厥人抚养，接受伊斯兰信仰。成人后，往往被当成高级官吏派遣回所属民族地区进行统治，或加入奥斯曼近卫步兵（“雅内萨里”）。这样的血贡，其血缘的种族属性与其对自身的民族认知和宗教信仰极端矛盾。同时，作为巴尔干地区的总督，他所统治的民族同胞，恰恰被他所服务的帝国管制，而这种矛盾被反映到物化的大桥上，就产生了书中居民极度困惑的心理——大桥确实为他们带来了便利，但大桥也是展示统治者压迫力的象征。因此，在反叛者看来，大桥虽然无生命，但有象征，破坏它就是挑战帝国的权威；反之，在官员眼中，无论是出于迷信或政治目的，破坏大桥都无异于对国家挑战。
小说生动而忠实地描写了奥斯曼帝国处死叛乱者的“桩刑”，很多所谓的叛乱者都惨死在这种极度残忍的行刑中。下令执行者是巴夏本人，行刑地点是小镇的交通要道。为繁荣小镇商业，便利小镇居民，巴夏亲自下令建桥，而被行刑的也是他血缘以及种族意义上的同胞。种种矛盾交织一处，此时的维谢格拉德俨然成为了巴尔干百年乱局的缩影，无休止的杀戮和仇恨，难以溯源的对抗和战争，一切似乎都显得如此无奈而残忍。
桥，在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象征符号。日本的欧洲史大师阿部谨也在其作品集《中世纪星空下》中，专门写到了桥在欧洲中世纪的价值。欧洲人认为河流是生命的源泉，而桥是永久沟通此岸与彼岸的媒介。一座大桥的存在，不但使得人民省却了渡河的船费，避免了波涛之险，也使得交通顺畅、经济繁荣。因此大桥往往设立捐献箱，或由强力机构予以维护。在安德里奇的笔下，大桥的兴废也是小镇的兴衰，甚至是整个塞尔维亚民族的兴亡。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大桥整修完善、设施齐全，不但桥头有免费驿站，围绕大桥也造就了连串的“配套产业”。但这座大桥属于统治标志的事实，使得其在巴尔干风起云涌的民族起义中不断被攻击。随着小说的进程，大桥的衰败程度与日俱下，再没有一个政权有足够的财力维修大桥。最终在一战的洪流中，大桥和旧时代一起，被炸碎在德里纳河的流水中。四百年云烟过眼，一座桥、一个城镇、一个民族也逃不出历史的浪潮。
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拒绝纳粹征召、闭门写作的安德里奇留下了一个带有希望的结局。1945年该书出版时，经历了二战中艰苦游击战争的南斯拉夫迎来了辉煌时代的开端，赢得巨大国际声望的铁托在历史上首次将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整合统一。想来，当时的安德里奇也为民族的未来感到庆幸，分裂冲突如同笔下毁掉的大桥一样成为过去，前途一片光明。不过历史的惯性，或者说它的可怕就在于此——1975年安德里奇病逝，对他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幸运，因为他不用再一次目睹南斯拉夫民族冲突的裂痕，不用目睹他的家乡波黑经历二战以来欧洲最残酷的战火。
笔者曾有幸造访安德里奇在贝尔格莱德的故居，旧城的古老石屋，阳光洒入的狭小斗室，充满着历史感的原木书桌与古旧藏书，一切都按照他生活时的原样布置。窗外的石阶下，安德里奇的铜像静静伫立，似乎在守护他生前的居所。今日的维谢格拉德因安德里奇，因德里纳河上的桥而声名鹊起；德里纳河上重建的石桥，也被视作安德里奇笔下的古桥，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遗产的地位。德里纳河仍在静静流淌，安德里奇故居也时常洒满阳光。只是不知，这种静谧的背后，他的读者是否还有那颗阅读厚重作品的心灵。
（宋 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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