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沈从文的精神轨迹

    在文史学界，传记研究是个易于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一本有分量的传记，往往要依托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史料会迫使研究者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找寻更为恰当的阐释话语。但传记研究也是一个易于“媚俗”的领域，把一个人塑造成某种理念的坚守者，远比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容易得多，就像张爱玲分析《海上花列传》时提到的，“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往往更符合人们对传记的期待；那些“平淡而近自然”的作品则易于为读者摒弃。从这个层面上来讨论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一书，这本着眼于传主的生活、思想层面的传记，在写法上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

一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本著作充分利用了沈从文生前未发表的400多万字的资料，主要是各类杂文物研究成果及书信和日记。如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都较为明晰地讲述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这对我们了解他的精神轨迹颇有帮助。自然，这些漂亮的文字经过了理性的筛选，不利于我们重构当年的历史场景。于是，张新颖试着引入沈从文亲友的回忆，以增强叙述的质感：如1969年底，沈从文去咸宁干校前夕，在家收拾东西，满屋狼藉。张允和来看他，要走时，沈从文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信，似哭似笑地说，这是妻子张兆和给他的第一封信。当张允和问是否可以看看时，他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又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再也不出来了……”张允和正觉得好笑，沈从文却“吸溜吸溜”地哭起来。这一哭，使得整个叙述顿有活色生香之感。

    张允和的回忆提供的恰是沈从文自己觉得不必强调的部分。试想，一个老男人行将被发配远方，体弱多病，妻子不在身边，而单位又无意回护，被搬家时的琐碎磨得筋疲力尽，也真的算是哭告无门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时候哭鼻子天经地义。当年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陈乔回忆说，运动中沈从文的情绪不稳定，常哭，担心自己发病，身上随时带有写着单位和名字的小牌子……此类琐细，生活气息十足，思之令人五味杂陈。毕竟时代很大，个人很小，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独立思想与时代相对峙，更似故事而非实景。每个人的直接对手其实都是生活本身。有些人对于政治风向较敏感，而另一些人则较为迟钝。但时代的风云变幻会引起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这些变化打乱了中国知识者在穷达之际的回旋余地，让他们无所适从。

二

    沈从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在生活轨迹上颇有相似之处。年轻时在北平和上海，一边流着鼻血，一边写作；中年后，则在各类运动的颠沛流离中，一边哭着鼻子，一边做杂文物研究。在对那些运动进行评判之前，我们不应低估的倒是这个湘西人生命的韧性，以及他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风度：在创作界，他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好作家之一；而学术上，他开启的名物研究，影响深远，至今追随者甚众。中国失去了一个好的作家，但获得了一个好的学者，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更为重要的是，杂文物研究本身就是沈从文的志趣之一，他在抗战期间就已广为涉猎。在建国后的学科划分中，选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依托，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此前无论金介甫，还是凌宇的沈从文传中，都提到他在创作上有不断跃升的趋势。上世纪40年代后期，沈从文的创作有日益浓重的哲学化倾向；在形式上，他似乎在用文字去展现某种情绪的体操——这种努力发展的极致实则是音乐。张新颖也在文中特意写了沈从文在“文革”前夕，尚在夜深人静时听西方古典音乐的情景。当他对文字的锻造达到某个顶点后，则需要找寻一个新的领域来安置自己的热情。从这个角度讲，即使沈从文在创作上并未封笔，他恐怕也很难遏制自己对杂文物研究的兴趣。

    我们无意为当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辩护，但既然是传记研究，我们着眼点首先应是传主生命的发展和完善；而非相反，用人物去给某种历史评价模式做注。无论是张新颖的传记，还是解志熙等学者近年来所做的史料考辨，都注意到沈从文在1948年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中，政治批判只是诱因，更为直接的则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因素。但郭沫若的点名批判、文代会的冷落，以及沈从文本人所经历的极端状态，很容易让我们按照政治抵抗的方式来进行解读。当前，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转折时期的研究在文史两界都是热点，对于此易代之际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不应蜕化为古代文学中的“遗民文学”研究。诸多现代知识分子在民国期间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民国具有它的特殊性。前期的军阀割据，使得中央政府处于一种较弱的状态；而此后所从事的抗战，更让国家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相对松散。新中国建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这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调试与此政权的关系，在其领导下进行文化工作，是他们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因为，任何一个统一的政权，都会和现代知识分子有此磨合过程。学术和国家密切联系，受后者的制约和引导，实际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从沈从文突然去世、而错过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马悦然确认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去假设，如果他一直写下去，又会取得多大的成就。张新颖教授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本书中，他没有把沈从文新中国后转向杂文物研究简单地处理为一个悲剧，也没有像若干“某某的最后多少年”那样，把一个人后半生的价值局限于他对前期信仰的坚守上，而是试图去讲述一个现代知识者努力调试自己，在新的领域再出发的故事。张新颖在这本传记中将沈从文对学术、对业务的执着刻画得异常动人。沈从文其实是一个有着出色的政治敏感和讨论热情的人，但他很少会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去夸夸其谈。执着于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一点沈从文比同时代的很多人看得要清楚，也比后辈研究者中的很多人要诚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