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水清清独自流

    三联书店近日推出郭世佑先生的史学文集《历史的误读》，本书是作者辛勤耕耘凡30年的作品，融才、识、情、趣于一墨。全书收录史学文稿28篇，分“史事归真”“人物显真”“史评道真”和“史论求真”四个栏目。

    《历史的误读》一书的精彩之处，首在从人本的角度，而非观念、派别的角度去把握前人。对于集政治活动家、思想家与学者于一身的梁启超，中外学者的研究著述已达数十种，郭世佑先生却只谈梁氏的做人，重现其“重感情、轻名利，严于律己，坦诚待人”的足迹与情怀。抖出协和的医疗事故留给梁启超的致命伤时，作者说：“环顾大千世界，淡视身外之物者已属凤毛麟角，像任公那样连身内之物都能看轻者，尤属罕见……他以生命的名义留下一方宁静，托起一份宽容，一份足以使任何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人间争斗都黯然失色的宽容，让生命个体由此超越和升华，这未尝不是一个奇迹，未尝不是他个人的一份杰作。”作者的结论是：在群星闪耀的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能在做人的问题上与梁启超比试者是不大容易找到的。”

    在原有的革命史观的统摄之下，史界对革命者的言行着笔甚多，将革命之外的打入另册，语焉不详。郭世佑先生不搞思想先行，而是以“群体视野”达观历史，凭资料说话，知人论世。在他的笔下，矢志教育救国的容闳，年近古稀而“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左宗棠，以雄辩与幽默征服美国朝野的晚清外交家伍廷芳，胆识才情与威望均在蒋翊武和孙武之上，却被长期忽视的武昌起义主要筹备者刘复基，务实与创新兼备的宋教仁，与孙中山齐名的辛亥元勋黄兴，一个个栩栩如生，感动读者。“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就“向后看”而言，该书的另一组人物画像——学者及其著述，洋溢着作者对前辈学人的敬重与怀念。一声“久违了，陈恭禄先生”，提醒读者关注曾在政治运动中饱经磨难的“反动历史学家”陈恭禄和他的《中国近代史》，或可宽慰陈氏于泉下。《尘封的智慧》勾勒民国时期一流的宪政学家鲍明钤，“1956年突然被捕，1961年瘐死狱中，事情就这么简单。”寥寥数语，力透纸背。

    本书第二个特色是求索真史实，以事实说话。“史事归真篇”以晚清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为核心，钩沉历史画面。作者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新政的价值评判基调偏高，如果“不拘泥于固定的党派立场，以及革命者的意志与非革命者的品德，也许更能有助于体认近代中国民权政治的艰难与珍贵。”对于逢五、逢十就要纪念的辛亥革命，但“我们究竟想要纪念什么，又将怎么纪念？”“究竟要弘扬什么精神？”却未弄清。作者概括出辛亥精神是：为国为民而屡败屡战的进取精神；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不畏内外强权的自主精神，亦即对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的追求。

    本书第三个特色还在于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追问“误读历史”的认识论根源，倡导重建近代历史的整体架构。郭世佑先生曾对“政治领袖与中国史学”之间关系直白地提出理性的思考。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朝着叙事史学的方向发展，研究更加精细，注重地方与区域史的研究，而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论建构问题仍然鲜有留意。对史学理论的某些批判，也主要是针对来自西方的费正清模式、列文森模式、柯文模式的探讨。虽然有人干脆利落地抛弃革命史观，直奔西方话语体系，然而，那些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非学术因素，却被有意无意地绕过去了。

    《历史的误读》是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求真职业之留存，史实为真，情义为真，还不乏浓烈的家国情怀。历史如同江河，浩渺奔腾，多姿多彩；史家的作品，却似涓涓小溪，独自淌过，又常与江河沟通，共同汇入大海。郭世佑先生的史学文集，就像一条清清的小溪，从他灵动的指尖流淌而过，淌过高山、草地，淌过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