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策和科尔政府的“秘密外交”

    历史学家一般都是热心的观察者和敏锐的思想家，往往以亲历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荣，并以挖掘和还原事件的真实图景为己任。恐怕只有那些真诚的历史学者才会对档案解密的消息激动不已，并若干年如一日地清理那些尘封的档案。这些枯燥的工作总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回报：那些细节丰富的历史著作是如此引人入胜，不仅完胜虚构的文学作品，而且常常以简单明了的事实挑战着各类经典理论。

    历史学家从不直接批评，也不直接褒奖，而是小心翼翼地躲在史实背后，让事实说话，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吧。卡尔·鲁道夫·考尔特就是这样一位既让人尊重、又十分狡猾的历史学者，在他的著作《科尔执政时期的德国政策》中，他不动声色却又十分生动地还原了科尔——这位“统一总理”的形象，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般地了解西德政府内部针对统一大业的决策过程。他挖掘和陈列出来的事实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理解和想象：两德统一进程是冷战结束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冷战之结束据称是所谓的既“终结”了历史、又“终结”了意识形态的历史事件，被西方世界认为标志着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彻底胜利，两德统一的结果也是西德“吞并”了东德。但是，导致这一胜利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寡头政治，这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大玩笑吧。

    事实就是如此。考尔特开篇即言：德国政策是首脑决断的事务。怎样理解这个论断呢？这需要看一个例子，我们就看看科尔是如何操作向东德提供10亿马克贷款一事的吧。

    1983年西德政府向东德提供了高达10亿马克的金融贷款，这是两德关系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几乎是濒临破产边缘的东德所得到的最有力的支持，不仅从事实上缓解了两个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启了两个德国之间的交流渠道，而且标志着刚刚上台的科尔政府在德国政策领域的新路线。但是，谋划此事却颇费周折。首先，没有贷款的先例，此前施密特政府向波兰提供贷款的建议曾被议会否决。其次，联邦政府财政吃紧，从联邦政府财政支出这样的巨款绝无可能。再次，在酝酿贷款一事时，在东西德边境上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一位西德旅行者在接受过境检查时突然死亡，使得西德国内舆论大哗，对政府德国政策的批评之声四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促使东德在旅游、交通等领域做出改善的声浪此起彼伏。而从东德方面来看，东德政府拒绝接受任何一揽子协议，坚决拒绝把贷款一事同其他议题捆绑在一起，不接受任何附带了其他条件的贷款。科尔政府处于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提供贷款的话，他们必须要向议会和公众证明，钱不是白给的，但是显然不能指望东德方面提供任何白纸黑字的保证；不提供贷款的话，东德不仅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阻碍双边交流，而且其恶化的经济形势也可能会带来内部的政治动荡，而这显然是西德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科尔决定通过秘密外交的方式，极其机密地与东德商谈贷款一事。科尔政府中的另外一个重量级人物兼科尔的死对头、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虽然一贯严厉地批评科尔德国政策的种种主张，但在这个时候却主动请缨，亲自出马与东德的谈判代表秘密会面，商定有关细节。谈判远离公众的视线，也不为议会所知，甚至连多数内阁成员都对此事一无所知。除科尔之外，了解贷款一事详情的只有施特劳斯和科尔的国务部长叶宁格。这两人同东德谈判代表沙尔克非正式地商定了贷款条件后，为了落实贷款，知情者的圈子才慢慢扩大。

    首先得到消息的是各个党派的政治大佬，而他们也仅仅是在临近签署贷款协议之时才被告知此事。1983年7月1日是双方商定的签署贷款协议的日子，6月27日叶宁格才将此事通报了最大的反对党社民党的议会党团主席，另外两位党团主席稍微早一点点得到消息。科尔亲自将此事通知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根舍。在德国政策领域中的另外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联邦议会主席巴策尔也是科尔通知的。科尔亲自去巴策尔的办公室问他，如果他听说联邦政府将向东德提供一笔10亿马克的贷款，他会怎么想。巴策尔说，如果联合政府中的另一个党派基社盟同意此事，且东德能够充分回报贷款，他觉得这事就是可行的。据说，科尔接下来说，他也这么认为，然后通报就结束了。无论是科尔、叶宁格还是施特劳斯都没有通报关于贷款回报的细节。

    内阁成员得知此事的经过更加富有喜剧性。1983年6月29日，《法兰克福汇报》刊发了一篇文章，将贷款一事公之于众。直到此时，内阁成员中只有财政部长、两德关系部长和外交部长听说了贷款一事。这天刚好召开内阁会议，要讨论预算问题。在两德关系部部长被点名发言时，科尔抢过了话头，宣布了贷款一事，而后安排叶宁格就部长们早上在报纸上读到的新闻做一些说明。内阁中爆发了极其罕见的、长时间且激烈的讨论。科尔与叶宁格强调了此事的政治意义，说明了提供贷款的必要性，而且点明贷款一事得到了各个党派领导人的支持。这样，尽管有不同意见，内阁还是最终表示支持贷款一事。不过在最关键的一点上，即贷款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回报，无论是科尔还是叶宁格都不置一词。10亿马克贷款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回顾事件至此，考尔特似乎还意犹未尽，他还要借用他人之口指出，一项决策直到“生米煮成了熟饭”才被提交内阁的情况不是特例，而是惯例，“因为必要的事前说明和必要的决策都摆不到内阁的会议桌上。”

    公众参与和政策透明是所谓的“民主制”公认的标志。不过，根据考尔特的挖掘，西德政府针对德国政策的决策过程，既没有公众的参与，也非常不透明，这挑战了很多关于民主的理论学说，比如，一度在西方学界沸沸扬扬的“民主和平论”。这个理论以统计资料为基础，据称从19世纪初起“民主国家”之间就极少发生战争，并由此出发推论出所谓的“民主是和平的保障”。但是，从史料揭示出来的民主国家内部政治运作过程来看，在民主制中权力也并不是受到了绝对的制约，比如在外交领域和安全领域，针对重要议题的决策不仅没有公众参与，甚至没有议会的参与和监督，在这些领域的寡头政治在很多情况下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所以，将和平归功于民主的说法似乎没有说服力。再进一步来看，如果由公众舆论引导政治决策，10亿马克贷款一事定成泡影，也就没有日后所证明的由贷款引发的种种发展势头。可见，在一个西方国家中，在像外交这样需要高度整合利益的政策领域，所谓的“民主”也是要让位给“集中”的。

    理论家们总会不知不觉地将人引入“理想状态”，历史学家则刚好相反，他们通过辛苦的工作将真实的世界从“理想状态”中还原出来。历史学家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灰色的、复杂的、渗透着谋略的。这恐怕也是在社会科学空前繁盛的今天，历史这门古老的学科仍然能够延续的原因吧。（张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