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给曾国藩“算账”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既重要又复杂的一位人物。不过人们在历数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的时候，往往遗忘了他。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过多聚焦于他的功业道德文章，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唯恐得到“清官”之名。他的一生，可谓既“清”又“浑”，以“浑”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我在阅读《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等常见资料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因此在2006年前后慢慢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通过梳理这些大量、琐碎而分散的资料，给曾国藩的一生算算账。后来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中又见到曾国藩亲手记的日常生活账簿，其中从买了一颗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估量，我认为可以大致复原曾国藩一生的家庭经济收支实情。

    这个题目当然很有趣味，因为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窥探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少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可以衡量他在这个最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同时，通过曾国藩这一个例，我们获得了观察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断面。比如可以穿越门禁重重的大小衙门，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规矩”。

    这本书也可以为当今的廉政制度建设提供某种借鉴。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在器物和制度的外衣之下，传统的力量，仍然在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分析曾国藩在金钱诱惑面前采取的既原则分明又现实圆通的态度，分析他所作所为的制度背景，对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以及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建设，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与此同时，虽然曾国藩研究已可以称得上是一门显学了，不过，主要集中在曾国藩的总体历史功过评价、军事思想及活动、外交思想及活动、政治思想及活动、学术思想及活动、人才思想及活动、家庭教育理念及方式方法、幕府问题、人际交往、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近代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对他个人经济生活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点。所以这本书多少还有点“填补空白”的作用。

    我曾经在一本书的后记当中说：“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我不能容忍把学问做成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我甚至还说过这样过分的话：“洋鬼子们的那些学术名著，却大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写这样正儿八经的“学术作品”。

    不过，好在我这本“学术作品”目的确实比较单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

    按照常理，财经大学本科毕业的我应该在一家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里，沿着秘书、副科、正科的台阶安稳地完成一生。

    但是我头脑中天生缺乏“常理”这根弦。因为工作的无聊，刚刚工作不久，我就开始了业余写作，并因为出了几本书调到了一所地方大学。然后，一是为了能有一个更靠谱的图书馆可以利用，二是希望可有一些师友进行讨论交流，我又跑到复旦，读了一个历史学博士，接着来到清华，做了两年博士后。说起来，这一系列“转轨”，背后的驱动力只有两个字：兴趣。

    不过，这本书也许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作品”，或者说，这本书也许够不上学术著作的标准。按照“常理”来讲，学术著作应该具有“专门性”“理论性”“系统性”，要明确概念、总结意义、分析规律。但这本书却基本是沿着我自己的兴趣路径展开。我写这本书的动力是想弄明白一个传统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以及决定这个状态的制度背景。生于“兴趣”，死于“兴趣”，这本书也许会不可避免地立意不高。加上我只以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为止，或者说只想客观呈现描述历史事实，而没有解决什么学术问题的雄心，也无力揭示历史材料背后的规律，因此深度自然不够。

    同时，这本书不可避免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法不够规范。我总想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专业领域外的普通读者。在写作过程中，也许花了太多的篇幅来对一些常识性的背景加以介绍。本书纵向上沿时间线索进行，但是横向上，却切入了多个专业史范畴。在这些专业史范畴，我并无太多学术贡献，只是利用了大量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已经不太容易理解的历史现象。此外，第一次进行学院范式的论文写作，用词及注释上也难免会有不规范、不完备之处，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给曾国藩算算账》 张宏杰著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