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贝娜病逝”报道的“编码”与“解码”

    2005年1月16日，因病重抢救无效，青年歌手姚贝娜不幸逝世。姚贝娜病逝前后，各大媒体记者蜂拥而至，进行了大量报道。然而，媒体对于年轻生命逝去的关怀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正面解读和“解码”，一场原本单纯的新闻报道事件，却引发了公众对于媒体与记者的集体声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对于明星重病死亡报道的“混乱解码”？在网络朋友圈很难设置议程的今天，对“姚贝娜病逝”的报道何以能持续发酵？

明星病逝报道中的正面“编码”

    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1973年提出了关于媒体的编码和解码理论，并且深入论述了媒体意义的生产与传播过程的关系和演变。

    按照霍尔的理论，媒体的生产流通大致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编码阶段，即媒体工作者通过对新闻素材的深度加工，开始对新闻事件进行“意义”生产，融入媒体意识形态和记者本人的世界观；第二，成型阶段，即媒体工作者完成对新闻素材的“意义”注入，形成不同的文本形式，并投放到不同的传播平台和介质中；第三，解码阶段，即受众在接收媒体信息后，根据自身判断、文化素养、周围影响等对新闻进行解读。

    任何信息在经由媒体传播的过程中，都会经过媒体工作者的选择，不可能“每闻必录”，这是传播前的“编码”。毫无疑问，媒体在“姚贝娜病逝”报道中的“编码”饱含着传递正能量的初衷，期望通过一个积极而乐观、多才而感恩的形象给公众传递一种向善的社会风气。因此，各大媒体几乎都选择了姚贝娜的坚强、孝顺、善良和通过捐赠角膜进行感恩回馈等细节，着重突出了父母的不舍和悲痛等信息。

    按照霍尔的理论，媒体对新闻事件的编码过程，其实就是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过程。该理论基础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流通、使用（包括分配或消费）以及再生产四个阶段。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意义“编码”或者意义生产是通过叙事手段实现的，其中“叙事视角”的选择对于意义的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姚贝娜病逝”报道中，媒体选择的视角是给公众传递“向善、向上和感恩”的内容，希望由此形成具有指向性的意义“编码”。换言之，通过叙事视角的有效运用，媒体不但可以向受众提供观察和发现问题的角度，还包含着叙事判断和明显的情感倾向。

网络时代受众的“解码”趋势

    按照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编码和解码理论，媒体的正面“编码”应该收到预期的效果，受众在解读信息过程中理应产生正面的情感认知。遗憾的是，在“姚贝娜病逝”的新闻报道中并没有出现媒体预设的结果，受众反而表现出强烈的对抗倾向——这似乎说明，“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没有构成“同一性”，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了强烈的对立性。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生产型受众”开始形成。在“姚贝娜病逝”的新闻报道中出现“异常解码”现象，符合当今时代的受众特征。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或观点垄断，在媒体融合时代不复存在，受众不仅可以形成对于信息解读的不同认知，还能够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新闻事件面前表现出强烈的颠覆权威和生产信息的冲动。于是，我们发现，在主流媒体报道“姚贝娜病逝”后，受众接收到了信息，却并没有循着主流媒体的意义建构去解读，而是从不同的甚至是反向的维度来理解，并通过不同平台传播自我形成的“生产型信息”。这一点正如美国传播学教授约翰·费斯克所言：“每个人都有文化素养，不管他在物质世界中处于何种地位，每个人的社会经历、文本经历都使他具有了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能力，意义和快感就在读者运用其文化能力进行阅读、解构和生产中产生。”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设置议程能力减弱。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使得受众关注的话题变得多元，不同文化素养和职业背景的受众对于信息内容的要求完全不同，主流媒体已经很难设置一个能够引发全社会共同兴趣的话题。即使偶尔出现这样的话题，主流媒体对于事件意义的生产也很难使受众趋于高度的认同，异常复杂的信息源不但会影响受众的判断，还会改变部分媒体对于事件意义的构建方向——近年来部分媒体大量采用网络信息源报道新闻就是一个佐证。可见，网络不仅冲击着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还使议程设置方向发生逆转。

    主流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减弱趋势不容忽视，但也不必过于恐慌，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主流媒体与社会公众在议程设置上的融合趋势。一方面，掌握了新媒体平台的公众与主流媒体之间摆脱了信息接收与传播的单向关系，公众实现了在媒体世界中发声和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对话无处不在”，“说者”应该包容和乐于听到这个时代的不同声音，并积极揣摩、理解“听者”的意愿与反馈。最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听者”与“说者”的相互理解。

    （作者单位：四川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