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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遭遇世界经济的复苏疲态，当国企与市场经济融合中屡屡受制于政企不分的牵绊，当一部分“排头兵”站上国际起跑线而另一部分却仍立于亏损边缘……与上世纪末那场国企改革相比，新一轮国企改革无疑更复杂也更艰难。怎样通过国企科学分类为改革奠定体制基础？推进混合所有制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国企监管如何与现代企业制度更好融合？瞄准经济发展中一个个深层次问题，国企改革开始了一场大手术。
分类改革要先“动刀”
“长期以来，说到国企，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国企垄断。其实，国企中只有少部分是垄断，112家央企中不超过17个，大部分是走向市场的。为何会产生这种误解？原因就在于没有把分类搞清楚。”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
从上海打响“头炮”起，过去的一年里，20多个省区的国企改革集结号相继吹响。但在多数业内人士看来，很多动作尚未落到实处，或者是边做边等。“地方层面的国企改革，涉及了混合所有制、国资结构调整、产权制度等内容，但在国企分类、政企分开、股权改革等顶层设计上，各地改革是有限的，只是枝叶在动，根本未动。”李锦指出。
分类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必然的前奏。国资委主任张毅在日前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上明确表示，2015年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对不同类别国有企业，要按其主要特点、发展目标、改革方向，分类推进改革调整，加强分类监管、分类考核。
“区别企业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特点，区分垄断性收益和竞争性收益，将对国企进行更加周密的分类，初步考虑把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日前召开的“首届国企改革发展前沿论坛”上透露，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和管理是要明确国企的国家所有权政策，明确国家对国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目标，以及对具体中央企业的商业目标，完善整体的配套评价体系，为全面推进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主张把国企分为公益性和营利性，“公益类国企交财政部监管，纳入公共财政预算，这类国企的企业家可以由政府任命，薪酬也要限制；营利类国企应由国资委监管，这类国企的企业家应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不限薪。同时，营利性国企的进退应由市场来选择。”他指出。
据有关人士透露，更具体的分类是，商业类被分为了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前者主要是指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后者则主要是指主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或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经营专营业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企业。
现实情况中，很多国企业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细分将是个艰巨的工程。“细分以后，对不同类型国企将根据不同定位，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提出不同的考核要求。”李锦表示，这将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
数据显示，去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纳税率，国有工业企业为8.53元，私人企业为3.02元，外资企业3.03元，国有工业企业税负为其他企业的2.6倍。
楚序平强调，分类之后急需尽快建立对国企的科学评价体系。“怎么建立客观评价体系、完善公平竞争政策任务很重要。”同时，他认为，要研究建立分类后的国企分类考核问题，解决考核中存在的过于重视当期利润、中长期考核激励不足、考核标准“一刀切”、董事会考核权不足等问题。“此外，也要研究企业分类后的分类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等问题。”
因企施策“对症下药”
当分类改革理清国企的功能纠葛，混合所有制将向着十八大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更加顺理成章地全面铺开。
最近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议首次提出“负面清单”概念，意味着除了少数禁止的行业外社会资本都可以进入国企；但同时也强调不能一“混”了之，要一企一策，因企施策。
混合所有制在实现国企与民企优势互补上的成功实践已被充分证明。然而面临的问题也更加尖锐：如何解决民企由于担心混合后缺乏话语权而进入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如何在混合过程中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国外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成功进行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淡马锡以控股方式管理着23家国联企业，其中14家为独资公司。
新西兰则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几条“铁律”：政府保留对企业的控制权，保留至少51%的股份，不允许出现基石投资者（即除新西兰政府外，禁止任何单一投资者持有超过10%的股份）；新西兰公民与机构享有优先购买权，新西兰公民与机构持有的股份（包括政府股份）不得低于85%；国有股份出售必须通过IPO上市发行，禁止协议出售；国有股权减持收益用于发展新产业或购买新资产等。
“今年国企混改重点在于顶层设计和细节安排。”楚序平提到，我国的混改也可以明确几个原则：一是央企总部最好保持国有独资，对绝大多数重要国企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权；二是混改过程中优先考虑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公众基金，优先中国投资者；三是混改出售的国有股权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国有经济的新投入，不能吃光分净；四是一企一策，不刮风、不搞倒计时、不搞运动，防止犯颠覆性错误；五是优先鼓励IPO上市发行进行混合，必须进场交易、竞价交易，禁止协议出售等。
“一企一策并不意味着没有统一的约束，制度的约束应该至少体现在改革程序公正规范、改革方案依法依规、股权转让公开公允、内部分配公正透明四个方面。”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防止混改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最好的办法是规范国有资产评估，完善国有资产定价机制，严格资产交易操作流程，确保公开透明。
事实上，并非所有国企都适宜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认为，只有竞争性国企适合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公益性国企和自然垄断型的国企应坚持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主任龙斧也表示：“企业不缺钱就不需要上市。”他说，美国近90%的中小型企业都不上市，仍然可以保证效率。
李锦判断，随着混改的不断深入，未来将迎来三大浪潮，一是民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的浪潮，二是国有企业结构重组的浪潮，三是随着产业结构大调整，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科技创新潮流。三大浪潮或将成为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国资监管“动其筋骨”
事实上，国资监管改革早已提上了国企改革的日程。“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资委主任张毅表示，国资委要带头自我改革，把该企业行使的权力交给企业，把不该企业承担的包袱都卸下来。
“国企当前最突出、饱受社会诟病的问题就是运行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市场主体地位未真正确立，突出表现在自主经营地位缺失、自负盈亏的责任落不到实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朱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破解之道在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从管理国企向管理出资人投资资本转变，从管理企业经营者到管理企业董事会，由董事会选聘经营班子转变，从管理企业的重大事项向部分授权委托董事会管理转变。”他强调，要合理界定国资监管部门的职权，避免国资监管部门“既当老板，又当婆婆”的尴尬。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此前也表示，国企要进行两个层次的改革：高层次的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国资委不直接管企业，而是下设公司，管理国有资本的配置。目的是将国有资本用活，产生更大的效益，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企业体制着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厉以宁说。
对改革后的国资监管来说，重要的是引导国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要做好加减法，加的是新技术、新业态，做大做强战略新兴产业，积极拓宽国际市场；减的是通过企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对无效、亏损的不良资产果断进行关停并转。”李锦表示，“2015年，在分类改革完成的基础上，企业必然会迎来大分化、大调整、大改组的过程。112户央企可能会重组为30到50户左右。”
必须看到，国企崛起为中国崛起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看来，今天中国企业的成长发展不是单纯地讨论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关于中国企业与国际跨国资本之间的竞争。“能否搭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车，关键在国企。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集中度还远远不够。要搭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车，需要突破传统的国内视角，放在国际竞争背景下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他强调，新一轮国企改革要服务于能否打造出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这一战略目标，也是检验国企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和依据。（本报记者 温源）
专家观点
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将来央企会分为三类：第一类，大部分的央企将会改组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二类是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比如十家左右；第三类是调整保留功能性的实业公司，比如十来家。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从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有利于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于产能过剩行业，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抽出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急需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供给不足的行业，从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到2020年，在全球化视角下国企改革发展应该实现三个目标：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比现在翻一番；世界500强50个行业中的“中国兵团”分布数翻一番；世界品牌500强中的“中国品牌”翻一番。 （陈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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