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复兴思想及实践的历史启示

    主持人：近代先哲的民族复兴思想弥足珍贵，前贤寻求复兴之路的探索值得总结反思，请谈一下你们认为我们能从近代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中得到哪些启迪和感悟呢？

    郑大华：“古今中西”之争是贯穿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一条基本线索，近代先驱者对民族复兴的探索，同样无法回避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吸收的关系，无法回避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明、如何吸收外来文明、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明等问题。民族复兴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要恢复中华民族固有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自信力。但是，民族复兴绝不是要复古，不是要恢复中国昔日的辉煌，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的发展，从而为人类作出新的重大贡献。复兴有恢复之意，更有建设之意，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民族复兴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第622—623页）。复兴有传承之意，更有创新之意，民族复兴必须通过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来实现，实现民族复兴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发展要求同步达到的、并列的目标，也是先驱者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期盼。

    俞祖华：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大国的4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谈“大国崛起”也好，谈“民族复兴”也好，都应该是指综合国力的全面提振、全面跃升。我不赞成把其中的单一方面夸大，如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危机，把民族复兴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归结为儒学的复兴。实现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不能唱“独角戏”。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强力推动的“民族复兴运动”“新生活运动”之所以成为效果极为有限的“纸上的运动”，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在于它把需要一代代国人付出不懈努力才能达成的艰巨事业庸俗化为不过三年五载、表面轰轰烈烈的“政治秀”，在于它把必须以全面社会转型加以推动的国家全面现代化建设窄化为恢复“四维八德”“固有道德”的文化复古运动。民族复兴属于全民族的梦想，需要全民族付出全方位的共同努力。

    黄兴涛：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众声喧哗，其历史实践也复杂多样，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迪：第一，一个古老的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尤其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第二，实现民族复兴要勇敢地抓住机遇，艰难地迎接挑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如当时敏锐的国人所提醒和呼吁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苦难，但抗战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机遇。用张君劢的话来说，如果中国人能有此自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未尝不可以借此机会革除赘疣、消除积弊，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与“重生”。傅斯年所谓：“以局势论，这是中国人挺起身子来做人的机会，以力效论，这是我们这老大国民再造的机会”，也是此意。应当说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极为宝贵的。第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内地发展与边疆建设并重，尤其是国内各民族团结融合、同呼吸、共命运，一体发展、共同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真正宗旨和可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