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历程

    主持人：近代“民族复兴”有一个从思想的萌发、到发展、再到成为社会思潮，进而发展为社会运动的历史过程。请谈谈这一思想何时萌发？又如何发展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郑大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清末民初，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时期，其起点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称：“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孙中山、梁启超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分别提出了“振兴中华”“少年中国”“古学复兴”等接近于民族复兴的话语，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复兴”这一概念，这也是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称为孕育或萌发期的主要原因。五四时期，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阶段。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民族复兴”“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与清末民初比较，五四时期不仅明确提出了“民族复兴”，孙中山还阐述了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这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但五四时期民族复兴思想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因为它还只是李大钊、孙中山、梁漱溟、梁启超等少数人的思想，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而所谓“思潮”，诚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它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甚至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民族复兴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首先，一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相继创刊，如《再生杂志》《复兴月刊》等；其次，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相继出版，如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吴庚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再次，知识界纷纷发表文章，就“中华民族复兴”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用时人的话说：“‘中国复兴’四字，现在几乎成了口头禅。而各种复兴运动，也就应运而起。”

    黄兴涛：从目前我和学界同仁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李大钊的确不愧为“中华民族复兴”论最早的创发人之一。他的“中华民族之复活”说虽明确表达于1917年，但早在1915年和1916年受日本辱华之“二十一条”的刺激时即已萌生，可以说乃是民族危机的直接产物。面对日本企图断绝中华“根本兴复之生机”的行径，一腔热血的李大钊坚信，“吾国命未必即此终斩，种性未必由此长沦也”。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中，1924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年的1月至3月，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说，对其以往思想予以重新解释，提出要“恢复民族地位”“发扬民族精神”，甚至还明确使用了“民族复兴”的提法。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年的3月，少年中国学会的主持人王光祈受时事刺激，坚信与其忙于从“国家”和“政治”方面努力，不如赶快就“民族”和“社会”方面入手，遂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公开倡导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这是以前学界有关研究尚揭示不够、重视不足的内容。另外，1924年5月至6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在新的思想基点上，重新表述和说明了他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并显示出与文化保守主义论者不同的思想取向和特色。凡此种种，大体可表明，“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时代思潮，此时已然初步形成。当然，作为一种具有更加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还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俞祖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生成发展，与民族危机及救亡斗争的发展，尤其是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密切相关。考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雏形、定型与高涨，可以发现中日关系史上的1894、1915、1931、1937、1945这几个关键年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是对民族危机在观念层面的应急反应，而日本侵华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生成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萌生，是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开始的。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紧接着又抢夺德国在山东的侵华权益，使中华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再度强烈地刺激了濒临厄运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思潮因之蓬勃兴起。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民族复兴思潮持续发展并不断深化、不断高涨，成为支持全民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向下沉沦到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