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书》教”首在治政

    《尚书》保存了中华民族原初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历来被视为帝王将相的政治教科书，因此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深远。同是一部《尚书》，不同历史时期接受的重点和阐释的方式相距甚远，因此钱宗武等著名学者近年来倡导断代《尚书》学研究，但目前就成果而言，除清代外，其他朝代的断代《尚书》学仍是学界公认的薄弱环节。两汉《尚书》学在整个“《书》教”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它不仅处于《尚书》学传统的前源时期，对当时的政治哲学、社会沿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汉文化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士远毕十年之功，撰写一部近百万言的学术专著——《两汉〈尚书〉学研究》。

    作为“五经”之一的《尚书》，经典化的过程就是其思想文化播撒社会的过程，也是“《书》教”传统逐步确立的过程。“《书》教”传统涉及社会文化的诸多层面，如何界定把握显然不是个简单问题。本书作者认为，“《书》教”主要蕴含着知识、观念和文献三大体系，三者的交互发展奠定了“《书》教”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具体地说，文献指由《尚书》衍生出的各类诠释文本；知识指《尚书》及《尚书》学诸多文献中的名物制度；观念指其中蕴含的各类重要文化观念，如《洪范》“五行”观念对于汉代人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的影响，《禹贡》九州观念对汉代郡国行政区域之划分的影响，《吕刑》观念对汉代律例制定的影响，等等。这三个系统的划分不仅明确了“《书》教”包含的具体内容，而且从宏观角度厘清了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可谓高屋建瓴。

    《尚书》及“《书》教”文献广博，包罗万象，涉及政治、法律、地理、历法、军事、经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马著认为，《尚书》提出了“天之断命”“续命于天”“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改殷之命”的说法，已经体现出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这表明商人、周人已经开始认定国家得失系天命所赐，初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天命观。汉代“《书》教”承袭了这一观念，一些学者依此思维方式对朝代更迭的规律性等作出进一步阐释，把它推衍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因此当时无论对于帝国的巩固，还是对于意识观念的整合，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尚书·洪范》已经提及五行观念，汉代《尚书》学者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观念的文化生成功能，对此加以衍生和诠释，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说、“三统”说（即“三正”说）无不深受“洪范五行”说的浸染，而这些理念对于当时凝聚意志、规范人心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也许有人认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尚处两汉，时代久远，应该是象牙塔里的工作，与现实全无牵涉。这自然是一种误解，如果学术无补于现实，则本身就会丧失价值依托。《两汉〈尚书〉学研究》的研究对象虽然远在两汉，但学术观点却呼应着当代文化建设的宏伟策略。鉴古知今，洞悉汉代《尚书》学精义及其发展理路，传承它所体现的本固邦宁、协和万邦的和谐精神，领悟它灵活沉实的治政智慧，自然可以为当代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从而把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使命落到实处，真正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