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儿童幻想小说的走向

    幻想小说是儿童文学中最为旗帜鲜明地张扬想象力的门类，在幻想与现实的交叠中寄寓着对人生、宇宙、人类社会可能性的重新体认和自由创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开始关注幻想小说，并将它确立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创作界的集体行动则是出版于20世纪末的“大幻想文学”丛书、“小布老虎”丛书等，标志着曾经缺乏幻想气质的儿童文学发生了“质变”。由此，幻想小说成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艺术生长点。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畅销幻想小说系列的艺术震撼和市场刺激，中国幻想小说创作者既在催化中振奋，也在影响下焦虑。他们力图开辟一片兼具自我个性与文化、美学特色的奇幻天地，其突围之道主要表现为追求时代性与传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以及对文体的艺术性建构，蓄积着闯入世界优秀幻想小说之林的雄心和潜在的可能性。

倾心于生态诉求

    中国儿童幻想小说秉承了中国文学的社会关怀和忧患传统，体现出更为关注“外在生存空间”的取向。尤其是随着当今生态危机的日益突出，许多儿童幻想小说自觉地担当起“绿色使者”的角色。寄寓生态呼唤的“绿”是这些作品的主色调，甚至直接成为许多作品的题眼。如班马在继上世纪末创作的长篇幻想小说《绿人》之后又创作了《小绿人到广州》，金波的“小绿人三部曲”，韦伶的《绿人家园》以及朱自强主编的“绿色中国”原创幻想系列（包括《绿房子》《献给松汐岛的花》等10本）。隐身于植物世界的“小绿人”成了一类备受儿童读者青睐的幻想形象，它们是大自然的精灵，是诗意栖居的代言者，它们的躲藏与逃避批判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侵犯，而天真的孩子和不失自然之心的大人对“小绿人”的寻访则寄寓了重建人类与自然亲密关系的召唤。

    儿童幻想小说在表现自然生态主题的同时，多伴随着对于现实童年生态危机的关怀。韦伶的《风中的影子》、金波的《开开的门》、“绿色中国”系列中的《白星星》《戴胜鸟日记》等，让孩子投身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幻想世界，幻想中充满活力的童年生态成为现实童年之痛的疗伤之道。曾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张炜近年也涉猎儿童文学，先后创作《半岛哈里哈气》五卷书和《少年与海》，开辟了一个神秘玄妙、充满野性的奇幻疆域。前者写野性激扬的孩子在野气旺盛的海边林子里与众多野物相互嬉闹，后者写少年们见识或听闻了莽原林子里各类灵异物种的故事，并对物性和人心有了懵懂的认识。这类创作在崇尚野性自然的层面上渗入了对于社会人心的深刻剖析，为儿童幻想小说的生态版图添加了一道浓重有力的人文风景。

    以生态为主题的幻想小说表达了对人与自然、成年与童年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消逝的忧虑。这类由对现实的不满而生发的诗意想象体现出空灵的浪漫主义色彩，朴实、优美、宁静构成其自然图景的底色。儿童幻想小说在想象中重建自然的美丽、童年的自由、人心的光明，承接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传统。

立足于本土文化

    西方幻想小说的市场强势不可避免地会引来模仿跟风之作，但也促使一些作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植根于本土文化才是立身之基。他们将寻索的目光投向民族文化矿藏，自觉地将“民族性”作为美学追求。开路先锋是班马于上世纪末创作的《巫师的沉船》，将远古的巫文化和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相糅合，想象奇崛，思虑深沉。这种有意识地对民间文化的开掘和采纳，有助于生成中国幻想小说的民族气质。韦伶的《山鬼之谜》中的三峡景物和野人传闻、张炜的《少年与海》中的“齐东野语”，均以独特的地域为故事背景来凸显本土色彩，后者在艺术笔法上还濡染了中国传统志异小说的神韵。

    激活并再造留存着民族文化基因的古代神话也是幻想小说的一种民族化选择。薛涛的《山海经新传说ABC》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盘古开天辟地”作为故事的核心元素，把远古传说融进当代孩子的日常生活，运用时空穿梭的手法实现二者的对接。故事的主线是普通男孩与披上了现代外衣的女娲、夸父等与“烟鬼”“疾行的太阳”等的斗争，旨在张扬女娲、夸父等义无反顾的追求，即用硬朗的民族精神来鼓舞疲弱的现代心灵，而反面形象则寓含了作者对于邪恶人性和异化的现代生活的反思。另一部重要的“寻根”之作是张之路的《千雯之舞》，它以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为核心阵地演绎而成，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故事将字与人相融合，赋予文字以生命和情感，并将汉字的演变巧妙地编织于扑朔迷离的情节铺展之中，汉字阵营的斗争显现的是文化和人性的较量。小说在对汉字世界丰富且超拔的想象中探究了汉字的文化内涵，并渗透了中国式的哲学思悟，体现了作者对于好的幻想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三个要素即“理想、思想、幻想”的一贯追求。

    无论是以本土文化作为整体架构的核心，还是将之作为个别形象符号而植入，以幻想形式呈现的本土元素给幻想小说增添了民族文化的气象，具有文化的亲和力和召唤力。

致力于文体建构

    对于幻想小说这一新兴文类，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力图在不断的摸索中创造富有深度的文体成就。曹文轩在种下了《根鸟》这一富有抒情与哲理格调的长篇幻想之苗后，又耗时多年精心培育了“大王书”系列这一更为枝繁叶茂的幻想树丛，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小说在幻想的外衣下扎根现实，讲述牧羊少年“茫”与地狱之魔“熄”之间进行的残酷斗争，展现少年王者成长的心路历程。“大王书”这一核心意象是富有象征性的喻体，它不仅以战斗的韬略来引领“茫”，而且还隐喻了关于生存和生命的哲学。曹文轩意识到天马行空的想象需要有高贵的精神做底子，也犀利地批判了流行的“幻想文学”只有“幻想”而没有“文学”的弊病，执着地追求“让幻想回到文学”的艺术本色之美。“大王书”系列在构思、语言、意象、境界上都力求精致与精深，是融会了历史审视、人性考量的哲思之作，建构了以复杂的幻想形式表现的成长小说。

    中国幻想小说创作中尤为张扬游戏精神的作家是彭懿。新世纪以来，他先后推出了“精灵飞舞幻想”“彭懿梦幻西行记”“我是夏壳壳”和“我是夏蛋蛋”四个系列共二十多本小说，其创作主要以游戏、幽默的喜剧风格和实验、先锋精神为特征。他的幻想小说蕴含着解放被压抑的现实童年的构想，想象奔放奇特，潇洒不羁，充满智慧的游戏性是彭懿手中的调色盘，每一部作品都被调得斑斓缤纷、妙趣横生。他的小说充满真挚动人的温情，频用幽默颠覆常态，也涉及成长中的反叛和挑战，既逗人大笑，又催人泪下，游戏与成长的交融追求使其作品富有饱满的喜剧感和韧劲。为了把故事写得“好玩、好看”，他尝试了悬念环环相扣的连环套结构，运用后现代的叙事技巧，注重文本的“对话性”，在故事叙述进程中，叙事者常常跳出故事和隐含读者“你”发生对话，针对读者的心理插科打诨，以激发读者积极参与；他着意于“互文性”，借用民间童话构成“故事的脊椎骨”，并用后现代的戏仿手法篡改原故事，引人深思；他还进行“跨文体”实验，把童话、神话、民间故事、儿歌等穿插放入幻想小说这口大锅里来“乱炖”，使小说面貌摇曳多姿。彭懿幻想小说中的形象元素融会中西、丰富多彩，体现了他兼容并包、博采约取的开放式追求，读来一路惊奇不断，又觉清新亲切。

    总体而言，新世纪儿童幻想小说创作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发展面貌。若与西方幻想小说比较，从幻想的质地而言，中国的幻想小说更多呈现的是一种“轻幻想”，倾向于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言的“轻逸”的气韵，轻巧地化解了儿童文学内在的各种权力之争；而西方幻想小说的内涵更追求卡尔维诺所言的“繁复”的气象，更为复杂地架构人性的正邪之战。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在故事的材质、想象的密度和弹性方面还需要加强，创作者刻意“为儿童”的写作立场也束缚了想象空间的拓展，而真正优秀的儿童幻想小说应当基于对童年的深刻理解以及从童年理解出发而抵达的对于人类精神文化的深入发掘之上，这样才会具有真正的深广度和超越性。目前中国原创幻想小说的形象和主题的雷同化、模式化倾向已经显现，如何从更加独特的领域，用更加新颖的想象，去突破关于现实与幻想二次元世界的类型化构思，创作出超越年龄、超越民族且深入人心的大气之作，是中国儿童幻想小说，也是当今世界幻想小说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