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姗姗来迟的大书

    近日，精装八开七巨册《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终于摆上了案头，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

    过去的一年里，每次去上海出差，只要有时间，徐俊都会专程前往《集成》主编、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先生家里一趟，在看望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催稿。近年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新发现的出土文献都已陆续整理出版。1974年即已发掘完成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何时能集中完整公布？学界一直翘首以盼。

多年磨剑

    《集成》责任编辑石玉保存着裘锡圭先生交付的手稿：一叠大八开的稿纸，第一页就丹黄遍布，增、删、改，改后再改，往后翻去，几乎页页如此。

    “裘先生每写完一条校注，都会反复斟酌，一改再改，直至满意为止。因为长期伏案工作，他的视力严重衰退，为了看清字迹，定制的书桌比一般的要高，还常常将稿纸垫高至与视线几乎平行的位置，写字时，眼睛都快要贴在稿纸上了。”徐俊这样描述裘锡圭先生的工作情形。

    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发掘完成后，裘锡圭就曾与唐兰、张政烺、朱德熙、顾铁符等老一辈学者一起，在北京沙滩红楼（文物出版社旧址）进行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的初次整理工作，临沂银雀山汉简的整理也是在这时完成的。“裘锡圭出力最大，贡献最大，水平最高。他不但做好分内的工作，分外的工作他也很关心。”这是已故历史学家张政烺对他的评价。几年后，整理小组解散，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整理一度停滞。

    40年过去了，当年还不到40岁的裘锡圭，已年近八旬，2008年《集成》编纂委员会成立，他不愿做挂名主编，依然像年轻时一样亲力亲为，不仅参与全书前言、凡例的起草，还亲自承担了《老子》甲本的释文和注释工作。

    “为了赶稿子，裘先生获得老伴的‘批准’，晚上也继续工作。他跟我说过，他的眼睛是不能够这样超负荷使用的，但是为了跟上大家的步伐，只能这样干了。听了这话，我很感动，也很不好受。”《集成》整理者之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记得，《集成》编写期间曾召开的多次讨论会、审稿会，裘锡圭都是全程参与，从来没有因为年纪大而缺席或有一丝懈怠。

    裘锡圭对工作的敬业、专业、严格，对团队成员的影响颇深。“80后”助理研究员程少轩负责《刑德》《阴阳五行》等篇目的整理，这个领域涉及大量古代数术、天文历法知识，内容晦涩，图表众多。“那段时间，有时在电脑前呆坐很长时间，什么都写不下去。夜里常常惊醒，一个个碎帛片在眼前晃，难以入睡。”为了督促自己，程少轩把屏保设成“开机就做项目”，逼着自己看。最后，程少轩终于找到了整理这批材料的窍门。

切磋琢磨

    整理繁难的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团队里每个人肩上的担子都不轻。然而，研究人员在裘锡圭的带领下，在完成各自任务的同时，还时常集体讨论，一起认字、揣摩文意，提出修改意见。

    “马王堆帛书大部分是折叠放置在一个漆奁的格子内，因长时间挤压水浸，边角部分腐蚀粘连严重，出土后的帛书就像是一块‘泥砖’。”《集成》整理者之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介绍，由于提取竹简时的遗憾、揭裱移动和自然断裂等原因，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年的帛书，出土后变得“千疮百孔”，残断严重，有些小碎片比小指头还小。整理帛书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碎片拼缀在一起。

    在一次讨论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陈剑仔细研读了郭永秉整理的《春秋事语》图版和释文，帮助他新拼缀上一片碎片，还对一些释读进行了纠正、补充。几个关键的残字释出之后，所涉内容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所记完全吻合。

    “讨论会结束回房，我根据陈老师的新释，在帛书残片里又发现一片与此有关的碎片，而且能跟古书对上，便去敲门告诉他。没想到，开门后他很得意地告诉我：‘我也又拼上了一片。’”郭永秉认为，在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整理过程中这种良性竞争、激励，是一个学术团队能够始终向上的重要保证，也成为年轻学者学术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互相提意见时不论长幼尊卑，一切以学术为依归。”刘钊说，就是在这种切磋琢磨中，整理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木人占》篇为例，先前的整理者只认出了30%左右的文字，经研究团队的集体集中辨认，释出率已达90%以上。

传承学术精神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是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的论断。在裘锡圭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等古代简帛古籍的发现，也已经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

    过去，人们一般将《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解释为“可以讲说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将“名可名，非常名”解释为“可以叫出来的名，就不是永恒的名”。裘锡圭在马王堆帛书整理的过程中，反复指出，今本《老子》第一章的“道可道”“名可名”两句，马王堆帛书本作“道可道也”“名可名也”，这说明不能像过去那样理解，“道可道也”“名可名也”应该解释为“道是可以言说的”“名是可以命名的”。

    “我们听过裘先生的意见后，都觉得很重要。后来，我检索到，从唐代道士李荣、北宋司马光到现代学者洪家义、周生春等，都提出过类似的或完全一样的解读。”郭永秉把相关情况告诉裘先生后，裘先生就请他将相关的解读历史进行梳理，写成文章。

    “在《集成》注释中，裘先生就引用了我的那篇小文，对相关问题作了清楚的说明。”郭永秉说，裘先生对出土各本《老子》与传世本的异同，反复思考，长期涵泳，对《老子》的不少文句解读都有独到的看法，很多体现在《集成》中。

    由于长期浸水，粘连在一起的马王堆帛书，字迹向上、向下或透过帛向上或向下沾染浸润，产生了“倒印文”“反印文”“渗印文”等现象。“早期整理时虽然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认出了一些字，但是对这些现象在补足释文上的运用还显得很不够。”刘钊说，《集成》不仅利用它们补出了很多从前残缺或不易辨识的文字，而且在利用它们拼缀残片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

    随着《集成》的出版，马王堆汉墓简帛图版得以首次集中完整公布。《集成》释文准确、校注严谨，部分帛书的整理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五十二病方》新释200余字，改释100余字；《五行》改缀、调整图片约8块，改释、新释约112字……从唐兰、张政烺、朱德熙到裘锡圭，从刘钊、陈剑到郭永秉、程少轩等一批年轻学者，在对历史文献不断爬梳整理中，新人在成长，学术在进步，学术精神在传承。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