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文明的“金玉良缘”

    不同文明的交往与激荡本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的交光互影似乎更恢宏瑰丽。印度河与恒河孕育出来的文明、黄河长江孕育出来的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与辐射地，由于地缘的关系，这两大文明又经过撞击、吸收、改造、融合等多种形式的双向交流。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两世纪，中国的布和竹杖就已经到了印度。而东汉时，班固也多次提到克什米尔。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印度写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一本书记载了中国的野蚕丝已经传入印度。“丝”字在梵文中居然有许多表示方法，可见它当时对文化生活的影响力。

    佛祖释迦牟尼与中国的孔子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同，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如果不正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哲学史或者中国历史，而佛教是印度输出到中国或者说中国从印度主动吸纳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白马驮经，玄奘西行的故事在中国更是广为流传。如果没有法显、玄奘等伟大僧人的取经之旅，佛教确实也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因此我们可以说，两千多年来中印文明交往与激荡固然体现在许多物质的互换上，但精神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对构成文化的基础性因素，比如文字、语言、诗词以及形象符号的影响方面更为深远。

    拿我们最熟悉的成语来说，在中国的成语中，金玉共同使用的特别多，比如金帛珠玉、金科玉律、金玉良言、金玉满堂、金声玉振、金枝玉叶、金童玉女、切玉断金、堆金砌玉等等。但金玉是如何结为良缘的？

    印度是富金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金子的国度之一。我们在新德里的国立博物馆可以看到5000年前印度的金首饰。孔雀王朝时，就有大量开采金矿的记录。印度境内的金矿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佛教在印度的黄金时代是笈多王朝，这也是印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政府发行金币，民间流行戴金首饰。印度从古至今，把金银压成纸箔盖在食物上，随食物一同吃下去。即使穷人结婚办喜事时，戴金首饰都是不可缺少的现象。我国东晋高僧法显赴印度求法，目睹了当时笈多王朝统治下印度的繁盛情况，他在归国后撰写的《佛国记》中，称赞笈多王朝统治者施仁政，人民殷乐。

    我们在大英博物馆既可以看到印度的金币，也可以看到埃及木乃伊所戴的黄金面具，但中国一直是玉石之国。中国人对于金的热爱是稍晚的事情，崇玉却历史悠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无论是红山的玉猪龙还是良渚的玉琮，都具有超越世俗世界的象征意义，在商周时期，玉更是与信仰与礼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文明的奠基石。君子比德于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所以中国的词汇中更多的是玉树临风、冰清玉润，守身如玉，怀珠抱玉，兰摧玉折，紫玉成烟，琼楼玉宇，怜香惜玉等。

    我们注意到从唐朝开始，在李白等人的诗歌中，金樽、金鞍、金络等开始大量出现，而金银器也在中国大行其道，这恰恰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比如我们在陕西的法门寺地宫发现的大量的金银器，几乎代表了唐朝时金银器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些金银器也是佛寺文物中最为精美的一部分。当时日常供奉佛祖的整套用品，从焚香用的坐炉、进香用的手炉、盛香用的香宝子以及其他的供养器都是银或银鎏金制作。盛放佛骨舍利的器物棺椁、宝函也均由金银制作，表现了人们对于舍利供奉的重视。以前我们认为香囊都是用丝织品织成的香袋或香包，而把考古发现的金属圆球形熏香命名为熏球，然而在法门寺发现的衣物帐里明确记载为香囊，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香囊火死香气少”这样的唐诗，诗中的香囊显然不是指丝织品，而是指金银做成的香囊。

    随着佛教进来的词汇，大多“金”气十足，佛像是金身，金姿，诸佛身金色，百福相庄严。如来说话是金口，佛光也是金光，佛堂是金堂，佛经中的世界什么都是金的。在中国固有的文学符号中，玉的宝贵性远远超过金，因而中国的文人墨客不可能就这样让“玉”黯然失色，于是最终便形成了金玉符号的相互激荡，真正的是金风玉露一相逢。

    除了金玉的结缘，佛教带来的精神层面的变化还有很多。梁启超曾统计过，佛教的传播过程中，至少使中国的词汇增加了三万个，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语汇生态。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佛经的成语典故直接被中国人所接纳为日常用语，比如慈悲为怀、因果报应、极乐世界、天花乱坠、舍身求法、六根清净等。二是一些佛教用语超越了佛教本身的范畴，比如不即不离，皆大欢喜，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等词汇，它们在中国找到了新的土壤，有了更为宽泛的意义。三是在佛教的民间传播过程中，百姓自己创造性地形成了一些与佛教相关的新词语，比如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等。

    文化的交融不是物理现象，而是化学反应。已故的季羡林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又拥有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类文明传统的大国，在精神与物质文明的许多领域进行过两千多年的交往，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并且形成了促进社会进化的动力。

    仅仅从佛教的传播导致的“金玉良缘”，就可以看出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