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学史家考据,大唐天宝年间,李白与王维同居长安,且有共同的诗友——孟浩然,却不曾有过诗酒交欢,相互间似乎有意规避着,呈现一种君子清高式的对峙,“各扫门前雪”,“井水不犯河水”。
李白与高适的情形又是一种。二人年轻时约同杜甫一起游梁园,登吹台,饮酒赋诗,相互间期许甚殷;及晚岁,李白摊上“从璘附逆”,高适明知冤枉,且又是讨逆最高军事长官,管个正着,却对李白的“求援”诗置之不理,嘿然看着昔日高朋“长流夜郎”。
同样对李白,也有被后世啧啧称道的,如杜甫。尽管有人认为李白“饭颗山”那首诗分明拿子美开涮,不过,想到李白大杜甫十几岁,辈序略高,名声更大,开个玩笑也不算个啥。仅从《天末怀李白》诗,足见杜甫对李白之一往情深。
还有“饮中八仙”之属,樽前日月,醉里乾坤,大概好得很吧?
至于堪称楷模的,什么羊角哀与左伯桃,俞伯牙与钟子期,什么陈徐悬榻,范张鸡黍,鄙人以为大致都被神圣化了,自当别论。
近读叶灵凤随笔得知,都德在他的《巴黎三十年》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同屠格涅夫、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兄弟等人的友谊,他们时常聚餐,喝咖啡,谈论文艺和人生。屠格涅夫对都德尤为亲切,在餐桌上,“温柔热情吻着”都德的孩子们,“更有无数亲切可爱的信件”。让都德大感意外的是,在屠氏死后,都德无意中从友人的文字中发现屠氏始终瞧不起他,说他是“我们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比起幻灭了友情的都德,杜甫的“饭颗山”真的不算个鸟事,哥们儿又不是背地里糟改当年的好伙计!我们甚至无须苛求屠格涅夫,友情与文章毕竟是两回事,或许屠氏正是顾惜友情才不肯当面指出朋友的“低能”啊!
于是,一个亘古的幽灵在人类的上空飘荡,这个幽灵叫“文人相轻”。
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标榜性的“道德文章”似乎绝响,指令性的“思想改造”也乏了市场,“淡泊明志”与“终南捷径”固难分拆,“为社稷”与“优则仕”早已合一。
据说龚古尔兄弟有一部日记,记录了同时代名人的秘闻丑史,遗嘱申明二十年后方可发表;规定期届,龚古尔学院推出两名代表启封,审查可否发表;二代表阅后噤若寒蝉,提出为了免除诉讼、暗杀、自尽、伤痛和社会不安,再延长一个世纪发表。由兹可见,日记内容该是何等的不堪言说!然而,遗憾,那是事实。
中国历来的情况是否好一些?不才虽说不敢妄评,但观这个群体会上会下、人前人后、明里暗里、家里家外的言行,倘若稍加对照,似也不难明了。本着人性的真善美的愿望,这个群体或许可以少一些“文人相轻”,多一点“文人相敬”,抑或“文人相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