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帽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喜欢上了一个品牌店，隔三岔五会去光顾，以至于那里的店员都能认出我来了，招呼格外周到，说话格外好听。你知道的，人的虚荣多半是恭维出来的。不过，那次跟舅舅去过之后，我就没再踏进过这家店了。

    算起来，我跟舅舅已经快7年没见面了。那天，在火车站出口处，我接到了他。实际上是舅舅先认出了我。他说，他一出检票口，就看到我在柱子那边站着了。他说，你还是那个样子，没变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舅舅比我印象中矮了太多，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我想，大概是那顶帽子把他压矮了。帽子是那种普通的棒球帽的形状，军绿色，不是那种常见的藏青色或者翠绿色，而是那种切切实实的军队绿色。在帽檐的中间有几个红字，远看以为是个红五星。“电白建筑”，等我看清楚那几个字的时候，其实已经盯着舅舅的帽子好一会儿了。“这个，阿强仔给我的，不能脱的啦，脱下来会吓着人，阿强仔你还记得吗？”舅舅扯了一下那帽檐，接着说起了他的儿子阿强仔，在广东打工、结婚，准备把儿子带回老家养……我们朝楼下的的士站走去。

    “表妹，表妹……”舅舅用方言学着阿强仔小时候喊我的语气，试图让我加入到那个多年没见面的表哥话题中。

    “舅舅，你坐后边吧。”我还没加入那个话题，出租车就停到我们身边了。我坐副驾驶位，舅舅坐在后边，那个话题就算结束了。

    大家都有点拘谨。我便向舅舅介绍起车窗外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来。舅舅变得很安静。后来，我也没话说了。出租车司机从镜子里瞄了好几眼舅舅。“刚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接了位解放军老兵呢。师傅，您不是老兵吧？”说完又在镜子里瞄了舅舅一眼。后边没声。我侧头朝后看了看，发现舅舅在尴尬地笑着。

    “不是，他不是解放军。”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司机有点不高兴。

    舅舅几乎不会讲普通话。他一直生活在只讲方言的农村，在村小学念到五年级。但他能听，电视连续剧每集都能看懂。在我家那张软皮沙发上，他腰板坐得直直的，认真地看着那部电视剧《十送红军》，聚精会神的样子，比我写作还投入。即使这个样子，他依旧戴着那顶军绿色的棒球帽。我不再要求他脱下来。我妈在电话里说过，外婆去世后，舅舅的头发很快就掉光了，大家以为再长不出头发了，可后来却又长了。“五十刚出头，却长出了一头吓人的白头发，唉，还不如不长……”我妈问能不能把舅舅带到我们这里的大医院看看。来这里之前，我给舅舅打了个电话，他显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自己害怕这些白头发，就是，阿强仔要把儿子带回来养，我怕吓着小娃娃……”实际上，我妈说，主要还是因为舅舅怕别人说闲话，想象一下，一个顶着满头白发的老翁在地里劳作，整个家族都会被瞧不起。

    我外婆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外嫁出去了，只剩下一个儿子留在家乡，也就是舅舅。我妈最大，嫁得最远。我妈对舅舅的负疚感最重，她认为舅舅为了侍奉父母不能出门发展，死做农活顶多也只能赚口粮。舅舅没过过好生活。我妈呢，退休在家，玩电脑小游戏，在iPad上看连续剧，口头禅是“连连看”游戏的主页口号——“生活就是玩啊玩”。可又怨得了谁呢，这就是宿命啊——我妈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而我呢，离开我妈的城市到了更大的城市生活，这模式将一代代循环复制，现代人失去故乡，或者说成为无根的人。我妈释放那些不时冒出来的负疚感，除了过年过节多寄些钱物回去之外，就是嘱咐我，托关系，带舅舅到著名的大医院找著名主治医生看白头发。我带着舅舅去了。那个权威医生说，不是什么大病，但白头发不可能一下子转黑，得悉心调理，慢慢恢复。舅舅对这个结论似乎还很满意，我猜他此前肯定认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

    在最后一次复诊，取好药，迈出医院的时候，我们都显得很轻松。我走在舅舅的身后，才发现，他的那顶棒球帽太浅了，只罩住了后边三分之二的头发，遮盖不住的那一撮白头发，显得更为醒目。我决定带舅舅到那家品牌店，我在那曾试戴过一顶棒球帽，很好看，只是觉得没什么机会戴，所以没买。

    我们走进商场，还没走到那家品牌店，舅舅就不想走了，他被那些价格吓得走不动路。一件他有点动心打算买给舅妈的蓝色花衣裳，2380元。他一听之下，失态了——“离谱！太离谱！”好在他用的是方言。接着他一直用庄稼的价值来换算这价格，看起来快要生气了。服务员因为听不懂，没多大反应，我却特别难为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顶好看的棒球帽要900多块。我开始后悔把舅舅带到这里来。不过，我们还是去了。一路上，舅舅还在唠叨那些“离谱”的价格，好像谁得罪了他。

    到了那家品牌店，熟悉的店员很快认出了我，纷纷围过来招呼我——小姐，今天有空过来看看？正好上新货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觉得很尴尬，扯着舅舅匆匆往外走，头也不回一下，好像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舅舅奇怪地问我：“她们认识你？”我重重地摇了摇头，说：“怎么会认识？……那顶棒球帽卖掉了。”事实上，在迈进店的一刻，我早就看到那顶卡其色的棒球帽高高地挂在墙上。

    舅舅还是戴着那顶奇怪的帽子回家了。在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一刻，他竟然脱下帽子朝窗外的我挥动，他那满头浓密的白发，的确是有些吓人的，可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尴尬。我不由自主地也朝舅舅挥着手，就像老电影里那些送别的镜头一样。

    （作者为青年女作家，浙江文学院副院长，曾获人民文学鄞州新人奖，短篇小说《瓜子》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