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有人会怀疑“八项规定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命题,也没有人会否认八项规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变化。问题是,如何让人民群众知道八项规定的精神,八项规定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而且让人民群众对八项规定及有关的理论问题有所了解,入眼入心入脑,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了。梁相斌同志和祝捷合作的《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一书,正是为此而做的努力。
理论工作者要有普及理论知识的担当。而当下有一些理论工作者,又找回了“言必称希腊”的那一套,请回了“洋教条”,特别擅长将简单的问题和结论复杂化。人民群众的需求是理论创新的唯一源泉,理论工作者也应当有接地气的精神,勇于承担起普及理论知识的重任。普及理论知识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八项规定改变中国》这本书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八项规定”。这说明作者善于观察、善于捕捉,对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对党中央的各项决策有敏锐感,有着明确而清晰的问题意识。抓住关键的点写开去,论点展开就会很有条理,故事叙述就会很明确,语言表达就会很流畅,既用不着编概念,也用不着掉书袋,读者当然喜闻乐见。
明确了理论工作者在普及理论知识方面的担当,那么该用什么方式去做呢?过去,理论工作者写的专业文章,往往非本领域的人士看不明白。这就无形中在普通读者和理论之间横亘了一座高山。《八项规定改变中国》这本书,以大众为读者对象来写理论问题,应该是一种值得推广和学习的方式。除了找到一个读者喜欢看的点外,一本好的理论普及读物还应当注重几点:生动的故事,用小故事讲大道理,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通俗的语言,切忌将高深的理论名词和高深的理论推演放在书中;灵活的形式,改变理论书籍通篇文字的常态,善用插入图表、引入链接、插入“文中文”等方式,活跃版式;专业的思想,不可为了迎合畅销的需要去媚俗,而是应当坚持必要的理论品性,坚持专业思考。就这几点而言,《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一书都做到了。
现实中,理论工作者投入理论知识普及的兴趣并不大,动力也有所不足。关键是没有形成有利于理论工作者投入理论知识普及工作的激励机制。理论普及的成果不好量化,因而从事理论普及的理论工作者,常常是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学术效益。因此,在我看来,有关部门有必要加大经费投入和政策引导,让理论工作者有更大的积极性投入到理论普及工作中去。同时,理论工作者自己也需要改变认识,不能认为普及理论知识是知识的“媚俗化”,也不能认为普及理论知识就是不要专业。相反,理论工作者俯下身子去写普及读物,事实上是要求理论工作者在对理论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是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