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历史 三十年的追寻

    年轻时喜欢文学，北大中文系毕业却进入农机学校教书；人到中年，终于有机会做学问，没想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起了历史。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的人生历程，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跌宕起伏。

    2006年，“蒋介石日记”开始陆续公布，这位当时已70岁的学者开启了崭新的学术生命。2008年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009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辑问世，再加上刚刚出版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这些年，杨天石的名字与“蒋介石日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三百天读尽五十年

    从28岁到85岁，蒋介石记了57年日记。这些日记成为人们了解蒋介石和那个时代的一扇窗户。

    “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那一年，他手肌萎缩，不能执笔，才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此后三年就去世了。在蒋介石57年的日记中，1915年、1916年、1917年、1924年的日记早年遗失，现存53年，共63册。”杨天石说，蒋介石一生崇拜的曾国藩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有别人替他编辑的《曾文正公日记类抄》存世，蒋介石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国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介石陆续将自己的日记、来往函电、文稿等资料交给他的秘书和老师毛思诚保管。毛思诚模仿《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将蒋介石的日记分类摘抄，统名为《蒋介石日记类抄》，后来被称为“类抄本”。《类抄》和少数蒋介石日记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电、文稿等原来保存在毛思诚宁波老家，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蒋介石命奉化同乡王宇高、王宇正继续按分类原则摘抄自己的日记，整理为《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五种。此外，蒋介石的另一位同乡孙诒等还编辑了《事略稿本》，大量摘录了蒋介石的日记。如今，《困勉记》等五书以及《事略稿本》都保存在台北的“国史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杨天石就利用这些日记材料进行研究，发表了《“中山舰事件”之谜》等学界知名的论文以及专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虽然借助摘抄本做了大量研究，但杨天石的心总是放不下，“这些摘抄本可靠吗？与蒋介石原稿有多少差异？摘抄本如果摘得不好，我的研究就得推翻。”

    2004年，蒋家后人决定将蒋介石日记手稿寄存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为期50年。胡佛研究院接收这批日记后，就开始进行缩微摄影，制作副本。2006年，1918年至1931年日记开放，其余部分于2007年、2008年、2009年陆续开放。从2006年起，杨天石先后四次赴美研读蒋介石日记。每次两个多月，总计用时10个半月，杨天石把蒋介石日记全部读完，而且边读边抄录。现在，这些手抄稿整齐地码放在他“书满为患斋”的书架上，有两尺多高。对于这些早已熟悉的日记，杨天石现在还时常翻看。

    “看完了蒋介石日记，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以前的文章都站得住，不需要重写和推翻。摘抄本还是很严肃的，靠得住。”不仅如此，杨天石还从中发现了一个更为丰富、更为真实的蒋介石。

日记何以成为史料

    “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存世，内容如此丰富的，大概绝无仅有。”杨天石如此评价蒋介石日记。

    在杨天石看来，蒋介石生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而且他在日记中频频骂人，从亲戚朋友到同僚下属无所不及，像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都是责骂的对象。作为道学信徒，蒋介石还常常在日记中反省自己的过失，因此也记下了不少隐私。“有时候，蒋介石逛大街，对面走来一个女孩，蒋一看，哟，这个女孩挺漂亮，心里动了一下。这是人之常情，可就是这么一闪念，蒋介石当天晚上记日记的时候，就会记这么九个字：‘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杨天石说，在蒋介石早年，特别是在他认识宋美龄之前，类似这样的日记很多。

    杨天石认为，虽然蒋介石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但并不等于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然是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却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看了，什么都信，也会上当受骗。”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辑中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这些年我看过一些民国人物的日记，其中蒋介石日记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这里面有人的内心活动，可以看到他灵魂的挣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说，有学者怀疑蒋介石日记的可靠性，这很正常，因为任何一种史料都有可被怀疑的地方，“档案、文献是否真的可靠？不一定。日记当然比档案的可靠性差一点，但关键在于谁在用，具有很高研究水准的学者，即使是把小说作史料，也可以运用得很好。如果不是高水准的人，用档案我也会怀疑。研究者的水准会决定所使用材料的可靠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曾景忠发现，在杨天石解读蒋介石日记的文章中，真正引用日记的材料其实并不多，每篇只有几段，但为了弄清日记中的几句话，却要搜集大量的资料，才能将某一事件、某一问题的背景原委结果，及其内在矛盾和演变过程说清。“这一文集中每个论题，即便对于民国史多少有些研究的学者也只能大致了解其外貌轮廓，但对其内在经纬脉络理路未必了然。而杨书论述每一个政治话题，却像画出一棵棵大树的植物生理图，运用史料将树的根系、主干、枝蔓，直到叶脉，都一一清晰地绘示出来。此书对每个论题所涉事件人物作了细致的扫描透视，使读者能对历史的一些关节点有深切的认识。”曾景忠说。

研究完成再写传

    “我在看蒋介石日记的时候有一种感觉：蒋的日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没能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观感。为什么这样？在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前，以杨天石为代表的民国史研究者，就已经利用档案、文献给出了比较可信的关于蒋介石的描述。现在把日记拿出来，更多的是印证了他们的描述，而不是推翻了他们的描述。”黄道炫认为，杨天石解读蒋介石日记，就像一个高水准的玉匠，在精雕细琢一块本来就已经很美的玉。

    然而，杨天石并不全然这么想：“我们以前的蒋介石研究相当充分，但远远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有许多没有开辟的领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我在书中讨论的中德关系、蒋介石为何拒绝在《延安协定》上签字等问题，都是从前未曾涉及的新问题。接下来我要写的孙立人兵变案，虽然有好多相关著作出版，但是我还会有新的看法。”

    有很多人建议杨天石写一部《蒋介石传》，但他还是决定继续解读日记，在专题研究计划大体完成之后，才准备考虑写传问题。

    “为了看蒋介石档案，台北我去了十多次，美国去了至少8次，日本也去了好多次。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好多人只是去看一段，像我一样花10个半月时间把53年日记一个字一个字看完的人不太多。”杨天石说，关于蒋介石的史料，很难有学者比他掌握得更多，如果天假以年，他写的《蒋介石传》会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让事实本身讲话，不会受偏激情绪的左右。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杨天石是‘前无古人’的。我还可以大胆地加一句，‘后无来者’。随着时代的变迁，蒋介石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会降低，在政治上会越来越不敏感。因此，我不相信以后还会有谁会投入这么大的精力研究蒋介石，而且具备像杨天石这样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认知。”黄道炫说，他期望杨天石能如期完成蒋介石日记的专题研究，尽早写成《蒋介石传》。（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