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谢冕先生聚餐

    那天和谢老师的聚餐是老孟召集的。近些年来，我们一帮弟子，每年都会召集一处和谢老师吃饭，说起来是尽弟子之礼，但我的内心深处认为，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我们才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一番吧。在老师面前，我们永远是学生，也能够永远保持学生般的纯真情态，能够回味少年般的情怀。

    杯中酒频频举起，酒酣耳热之际，大家照例会讲起各种各样的趣闻逸事。在那天的酒桌上，就讲了6个和谢先生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转述的是一位不在场的学友的故事（这位来自河南乡村的学友，14岁就考上了北大，这恐怕是一个很难被超越的纪录。网上说，他当时正在黄河边上放羊，忽然有人赶来告诉他，你考上北大了，兴奋至极的他，一挥手把放羊鞭子扔到了黄河里。我曾向他求证，他说这个故事前半段是真的，而把放羊鞭扔进黄河则是“合理想象”）。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虽然人在图书馆系，却是个文学青年，写了很多诗歌，想请谢老师指点一下。于是，他来到北大西门对面的蔚秀园，向一位女老师询问谢老师的住处。女老师问道，你找谢老师什么事啊？他说，要请谢老师指点诗歌。女老师说，那你给我吧，我给你带去。原来她是谢老师的夫人，是我们敬爱的师母。

    第二个故事是老孟讲的。老孟和谢老师一道去中文系办公室，谢老师要去取邮件。作为文学研究的泰斗，先生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报刊和书籍。管理邮件的老师非常细致，把谢老师的邮件扎成一捆一捆的，分量也便于手拎。中文系那么多老师，有几人能够受到这样的尊重呢？

    第三个是师母讲的。谢老师前一天感冒了，拿东西手都发抖。师母害怕他当天无法到场。但先生自有办法，他吃了自己给自己开的药，早晨又进行了长跑，很快就恢复了。此时，他正神采奕奕地和我们一起干杯呢。

    第四个故事是一位女士讲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给她介绍朋友，是在北大读研的张生。张生告诉她，自己的导师就是谢老师。正好张生的桌子上，摆着一本谢老师刚刚出版的《共和国的星光》，还题着“张生惠存”的字样。这位女士虽然不学文学，却是个铁杆的文学粉丝，对先生的文章非常痴迷，也是“一时糊涂”，以为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就和张生好了起来，两人至今恩爱有加。

    第五个故事的两位当事人都在场，我则是见证人。1999年9月，恰是农历的八月十六，在武汉大学开学术会议的一群人，泛舟东湖。明月在天，亦在湖心。东湖波光粼粼，许多年轻大学生在湖边放河灯，远远近近的水面上星星点点地闪烁着烛光。会议的东道主邀请我们在东湖泛舟。我本来和先生上了同一条船——本心是为了就近照料一下先生，可是因为上这条船的人比较多，我就换了另一条船。同时在这一条船上的，还有田生和已经故去的程生。据谢老师讲，东道主本来安排了一个女博士照顾他。但是一下船，该女生就被田生和程生“拐”到城里喝咖啡去了。先生感慨，“商场无父子，情场无师生”。这当然是打趣。田生急忙澄清说，那个女生是没有追上谢老师，才和他们一道去消遣的。真是现实版的“罗生门”，给我们的饭桌增添了谐谑的气氛。

    第六个故事，是田生讲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年方21岁，在学术上追求前卫的田生——他的前卫导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令他的硕士导师连说读不懂，他的博士论文让他的博士导师也大摇其头——以现代西方文论为武装“大放厥词”，并提出“新概念汉语”。在场的许多年长学人不以为然，谢先生却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做笔记。谢先生也许未必就接受了他的“新概念汉语”，但先生对于新知的热情，不仅超过了很多同龄人，也让我们这些晚生自愧不如。

    那天聚餐的十余人，一共喝掉红酒一瓶，茅台、五粮液、水井坊各一瓶，都是大家各自带来的。如果不是谢先生离席较早，恐怕那几瓶黄酒、日本清酒和欧洲的鸡尾酒，也“难以幸免”吧。

    （作者为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