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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教育50年暨首届民国新闻史研究高层论坛上，“中华民国新闻史”课题组宣布将编纂我国首部《中华民国新闻史》。消息传出，立刻引起新闻界和史学界的强烈关注。专家称，这将填补我国断代新闻史系列的空白，从而形成完整的中国断代新闻史成果链条，这无论是对于新闻史研究还是民国史研究，都是一件大事。
《中华民国新闻史》的编纂进程如何？编纂民国新闻史有何意义？民国新闻事业对当今新闻发展有何启示？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中华民国新闻史”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倪延年。
为新闻史补白
“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牵头，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和新华通讯社等国内近十所高校和机构组建的。倪延年说，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角度，其中最主要的是通史角度和断代史角度，就断代史而言，我国已出版了先秦、唐、宋、明、清等不同朝代的断代新闻史专著，却没有元朝新闻史和民国新闻史的专门著作。“在女真人的统治下，元朝的史书大多是用蒙古族文字写的，留下的文献甚少。相对而言，民国时期的丰富文献，是新闻史研究的富矿。”民国新闻史的时间划分是从1912年到1949年，其年代跨度虽然不长，却是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在首届民国新闻史研究高层论坛上，课题组收到了62篇论文，经过筛选，课题组将其中46篇编纂成集，于5月初出版了35万字集刊《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称：“这是国内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按照计划，课题组将在2016年底出版10本中华民国新闻专题史，并在此基础上，在2018年前，出版国内首部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
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看来，研究中华民国新闻史还应注意这几个问题：首先，要具备宏观视野，将断代史与前、后或其他相关历史建立联系；其次，民国新闻发展线索复杂多变，所以在记述这段历史尤其是涉及业务层面、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要思考如何把这种历史的复杂性反映出来。
始终遵循规律
“通过梳理民国新闻史，我们可以从中找出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对当今新闻事业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新闻必须适应社会需要、符合公众利益就是其中之一。”倪延年说。
通过研究民国新闻史，不难发现，“群众性”一直是中共中央坚持的办报原则。例如，20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解放日报》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践行“群众性”原则，把群众当作教育的对象、反映的对象和学习的对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润泽通过研究认为，群众性原则的运用，使得党报的传播效果大为提升。在边区，随着中共对教育的普及和文盲的减少，当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登上报纸，以及遍布各地区的通讯员文稿登上报纸时，这种辐射效应是生动和直接的，其传播也是积极和深入的。有这样一段记录，“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从中央到各基层单位都派出通讯员到清凉山下的一个石窑去领报纸，五六点钟，领报的通讯员们便带回泛着油墨香的报纸，一时间，他们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守住真实的底线
研究民国新闻史，对当今新闻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倪延年反复强调的是“新闻的真实性”。他进一步指出，新闻是一个产品，其真实性会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守住新闻真实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在这方面，民国初年的名记者，已树立了榜样：
被誉为“报界奇才”的黄远生，认为新闻职业事关重大，从业者需具有相应资格才能胜任。他提出记者应具备“四能”的素质：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意思是说，脑子要活，要快；要勤于跑动，没有实践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同时文章要具有耐读性才可以吸引受众。黄远生是这样提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广泛接触社会，深入调查采访，客观公正写作，其新闻文章被称为“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的实录”“将来有人要研究民国初年的政治、历史，恐怕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材料了”。这是对一个忠于职守的新闻记者的极高赞誉。
“新闻记者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既可以说是衡量新闻记者是否合格的最低标准，也可以说是最高标准。1911年任《汉民日报》主笔的邵飘萍看穿了袁世凯“共和其名，专政其实”的本质，常发评论提醒国人。后虽几经被当局逮捕入狱，仍不改办报初心，其自办的新闻编译社，以“消息最灵，记载最确，信用昭著”誉满京城。
还有范长江等一大批记者，他们以真实报道事实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但以记者的眼光看待新闻事实，而且以历史学家的目光审视新闻事实，他们的新闻报道不再是易碎品，而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在历史长河中永放光彩，这一点值得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反思借鉴。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必须维护社会利益，遵循新闻规律，实事求是地报道，努力反映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历史运动的深刻变革。（本报记者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南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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