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俄罗斯墓园

    清明节来临时，国人往往会在这一天扫墓、上坟和烧纸上香来悼念亲人。俄罗斯民族没有这样的节假日传统，他们对亲人、先人的悼念方式和心态，跟我们有较大区别。

    我被俄罗斯的墓园文化吸引着，从第一次参观俄罗斯墓园给我的震撼，到第一次动笔画和写，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沉淀。这期间，每次出访俄罗斯我都抽出一定时间去参观各地陵园墓地。我研究每位墓主的生平、墓碑和雕塑，并用相机和速写铅笔与水墨等做了记录。这让我对这些友人和文人终生的追求有了更深的理解。

    清明时节雨纷纷之中，撷取画作和文字，以怀念和寄托哀思之情。

季什科夫老友

    这座赭石色的形状不规则的大理石墓碑，在瓦冈口千姿百态的墓群中，毫不显眼，但对我来说却为情谊所系，哀思不尽。这里埋葬着我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朋友——亚历山大·季什科夫。

    季什科夫长着一头卷发，戴着一副近视镜，为人腼腆，工作热心。1954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季什科夫是苏方的接待人员。他对代表团中的所有人都很尊敬，特别是对腿脚不灵的老舍先生照顾得更为周到。他总是痴迷地聆听老舍风趣的谈话，因为他喜欢并正在翻译老舍的小说。

    时光荏苒，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恢复中俄交往时，我再次见到的是季什科夫的墓碑。望着翠绿的百合花叶，任夏季的热风吹拂思绪纷乱的头脑。我似乎又听到了季什科夫与老舍先生亲切交谈的絮语。在墓碑前，我想起了很多往事。老舍先生和季什科夫如今到了天堂是否会相遇呢？如能见面，他们会谈些什么呢？——肯定会谈文学！也会谈及人间可诅咒的某段历史。

倔强的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比我年轻三岁，身材较高，戴着一副黑边近视镜，讲话文绉绉的，办事不慌不忙，为人谦恭可爱，是位典型的彼得堡人。

    他热爱艾青的诗歌，因此他也像艾青一样遭到厄运。

    20世纪50年代初，他撰写的学术论文是《论艾青》。在他准备学术论文答辩前夕，校领导通知他改换题目，原因是艾青在中国被宣布为一个“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彼得罗夫决意不改。他认为从艾青的创作研究成果证明，艾青不可能是反党分子。校领导说：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原计划，那么你的学术论文必然通不过。彼得罗夫表示：我宁可不要学位，也不能背叛我的学术良心。

    他虽然是大学里的老师，但一直没有任何头衔，同行们尊重他，同学们爱戴他。他著述等身,研究鲁迅、瞿秋白、巴金、老舍和郁达夫……他拥有极丰富的当代中国文学藏书，保存了中国一些作家的手迹。他每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的文章都有扎实的资料作基础。

    有一天,彼得罗夫的朋友给我寄来一帧照片，我愣住了，半天不能清醒过来。碑上除了他的姓名与生卒年代之外，顶部中间刻着一个汉字——“梦”。而“梦”字在中国又有多少含义，倔强的彼得罗夫兄，你想要借这个“梦”字说明什么呢？

“北京人”司格林

    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初识司格林教授的。他给我的印象一直记忆犹新——一口纯正的京腔汉语，使用俚语俗话比中国人还利索，甚至能说相声。若把他的脸遮起来，听的人一定会说是个胡同里长大的老北京。他的确是在北京度过的童年，可以说是位地道的“北京人”，但他的京腔京调拿捏得准确源于他的语言天赋和刻苦。

    司格林研究翻译了《窦娥冤》《李逵负荆》《鼓书艺人》《俗世奇人》和《我的前半生》等一大批历史经典和现当代代表性作家作品。

    司格林的墓碑位于彼得堡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尼科尔斯基墓园里，是一块巨大的平面石头，上边嵌刻着他的俄文姓名和生卒年代，右边也刻着一个汉字“梦”。为什么他和汉学家彼得罗夫的墓碑都刻着同一个字呢？莫非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梦”？

    2011年，中俄学界和他的学生精心准备了一场庆生会，但是就在八十周年诞辰的前几天，司格林突然驾鹤西去。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为这位汉学家举行的纪念会上我做了发言，回顾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会上竟还演出了他喜欢的相声小品等节目。从这里可以窥见中俄对待逝者不同的悼念方式。

    在中国的清明节里，值得回忆的俄罗斯汉学家、友人还有很多人，如郭质生、克里夫佐夫、艾德林和李福清……他们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传播，穷尽了毕生精力与智慧，清明的春风撩动着我不尽的思念，愿逝者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