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我终于求来黄苗子先生题写的大篆“墨随堂”三个大字。“墨随堂”源于我的两句诗:“衣傍溪边草,墨随梦下花”。这三个字体现了黄苗子的风格:“墨”字的两个点像雨一样下垂,“随”是大篆,粗细搭配,很是舒服,“堂”字中的口托住了上面,像一座亭子,稳稳当当。他称我为“贤世讲”,是客气话,贤侄的意思,因为黄苗子先生与我父亲交情甚笃。因忙于琐事,我一直没有拿去做匾。当年年底,我在一家工厂定制了一块老楠木为底、石绿为字的匾额。2012年1月8日中午去取,匾额做得很成功。后来才知道,黄苗子先生正是这一时刻驾鹤仙逝的。难道是冥冥之中的宿命吗?
“墨随堂”是黄苗子先生在98岁高龄题写的,这也许是老先生题写的最后一块牌匾。每当我看到这块牌匾,苗子先生和蔼可亲的样子就会浮现在我眼前。黄苗子是一代文化老人,同时还是漫画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和作家。但他很是低调,平易近人,幽默和蔼,一生不断学习新生事物,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这也许正是他长命百岁的原因。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春节,我去他家拜望。当时已是90岁高龄的黄苗子,还能弯腰拣针。更绝的是90多岁的苗子老先生还学会了电脑,他正在用电脑写《八大山人年谱》。许多四五十岁的人都以年龄大为由,拒绝学习电脑,而耄耋之年的黄苗子不仅自己打字,甚至常常需要拼一些不常见的字。
在苗子先生家中,我们还曾探讨过格律诗。那时,我正在学格律诗的创作,黄苗子先生讲授他的创作体会,给了我许多鼓励。他家中客厅墙上挂着一副对联:“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我印象深刻。那篆字看上去很规整,却充满了诗画意境。
黄苗子先生与先父、书法家林锴同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苗子有非常喜爱的8枚印章,收在《黄苗子诗书画》中,父亲镌刻的“安晚”便是其中一枚。关于“安晚”,有个小典故。黄苗子一生都喜爱八大山人,八大山人有一幅《安晚帖》,黄苗子将书斋名为“安晚寄庐”。他摹仿八大山人的《安晚帖》,写了匾额“安晚”。他说:“老人都知道由右至左念成‘安晚’,年轻人则由左至右念成‘晚安’。白天念‘安晚’,晚上念‘晚安’。”老人的幽默可见一斑。
1960年,黄苗子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资料室整理图书,后调入古典美术编辑室。他认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宾虹先生主编的《美术丛书》之后,还缺少一种广泛搜集我国历代有关画史、画论、画法等著作的参考性丛书,于是他策划将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人的《图画见闻志》,直至近人吴昌硕、黄宾虹的有关书画著述编辑出版。当时列目近七八百种,定名为《中国美术论著丛刊》。在不长的时间内,他校勘出版了《历代名画记》《元代画塑记》和《画继补遗》等约七八种。为了搜罗古代美术珍善本,黄苗子南下苏浙皖,历览南京、合肥、上海、杭州、苏州各图书馆以及宁波天一阁、上海来燕楼所藏古籍,逐一记下书目及提要,作为日后收入《丛刊》的准备。时至今日,我在资料室还能看到黄苗子当年在线装书函上写的“伊(秉绶)体”隶书签,倍感温暖亲切。
黄苗子当年与齐白石老人关系非常密切。齐白石去世后,他主持了手拓齐白石老人印谱,还送给我父亲一本,父亲留给了钻研书法篆刻的我。每当看到黄苗子先生的小楷评述,还能从中汲取书法文化的营养。
2011年,时值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60周年庆典,黄苗子老人不顾99岁高龄,为我社题写篆字“滋兰树蕙”,凝聚了这位跨世纪的文化老人对人民美术出版事业的殷切期望。
我认为,在黄苗子先生的诸多成就中,最有成就的当属书法。黄苗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书法风格大变,与张正宇有关。书画家张正宇才华横溢,是创造“以画入书”方法的先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张正宇书法创作的鼎盛时期,许多文化名人都喜欢他的作品。那时,我也去过张正宇家,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张正宇的书法功力深厚,具有极强的创造精神。他将各种书体随意书写,尤其对篆书有新的发挥,字形的变化、浓淡干湿的变化,令人叫绝。
黄苗子认为,书法之所以“美”,在于字的结构和用笔的千变万化,在于全篇章法的千变万化,即使是最工整的小楷书,也有字形和篇章的无穷变化,否则就是印刷体方块字,只具有实用性,不属于书法艺术。黄苗子在注重传统的同时,也注重造型的创新,他以自己丰厚的文化学养为基础,学习老师邓尔雅先生善用异体字的特点,以画入书,开创了繁简相间的篆书书法风格,在当今书坛上独树一帜。
2011年12月19日,黄苗子获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他将所获奖金100万元全部捐赠给了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年1月1日,黄苗子高兴地对亲友说:“我今天100岁了,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2012年1月8日,黄苗子在北京朝阳医院安详逝去。他要求子女不设灵堂,不留骨灰,不举办任何追悼活动。百年阅世,他知道,身后的世界,不再属于自己;不知道的,是我们的绵绵思念。如果说我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和诗词文化的精髓有所体悟和实践,那其中一定与黄苗子先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