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先生》这部小说以危地马拉总统马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为原型,刻画了一位无所不在的独裁者形象。小说成书于1933年,却屈于现实的独裁形势而沉寂13年,到1946年才得以出版,一经面世,便成为拉美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读了《总统先生》一书,我认为该书有以下看点。
看点一:《总统先生》的作者是危地马拉人。危地马拉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国土面积十万八千八百八十九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九百多万。但是,在现代史中却屡屡出现大文学家,大艺术家,《总统先生》的作者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现象很值得泱泱大国的文化人思考。在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我们的文化缺失了什么?
看点二:阿斯图里亚斯1923年去巴黎留学,接受了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回国后并不把西方的文化思潮亦步亦趋地生搬硬套,而是扎根危地马拉的土壤,面对祖国的残酷现实,只要看看《总统先生》怎样活灵活现地描写老百姓的生活,就可以知道作者的心是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祖国有难,他回国铁肩担道义,这是什么精神?
看点三:阿斯图里亚斯的一生是在国内长期处于政治动荡、独裁统治、内战频仍、经济落后与美国政府不断干涉内政的乱局中度过的。他一直在苦苦思索祖国种种苦难的症结。20世纪40年代,他就提出危地马拉的毒瘤是独裁统治和美国的侵略。他的几部著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例如,《玉米人》(1949)、《强风》(1950)、《绿色教皇》(1954)、《危地马拉的周末》(1956)、《被埋葬着的眼睛》(1960)、《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年)等。1967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在授予阿斯图里亚斯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评语是:“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的民族气质和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之中。”
看点四:《总统先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专制暴君的形象。这位总统为了打击反对派和维持政权的稳定性,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整个作品充满了混乱、死亡和毁灭的气氛。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人们的恐惧心理:只要一提起总统的名字,“连街头的石子都会恐惧地发抖”,因为到处都有总统的耳目,甚至在总统亲信的家中都暗藏着一双双互相监视的眼睛:厨娘、女佣窥伺着主人的言行,他(她)们之间又彼此戒备,互相告发。他极力营造个人迷信的空气,大搞“忠诚运动”,以至于举国上下天天称颂总统是“祖国的功臣、伟大的自由党领袖、忠诚不渝的自由战士、青年学生的保护人”。对此,阿斯图里亚斯在小说出版后解释说:“这是人们对貌似现代实则古老神奇力量的崇拜。在群众心中,总统是一种神人、一种超人。他代替了原始社会中部落酋长的职能,具有像神一样肉眼凡胎看不见的神力。”《总统先生》的思想没有停留在简单地揭露和谴责独裁者个人的罪行,而是非常艺术地挖掘出独裁统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即:落后的经济基础、反动的上层建筑、沉重的封建历史包袱、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和宿命论思想的枷锁以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他对新闻界说:“人民好比地下的矿藏,被成吨、成吨的误解、偏见、忌讳所埋没。我的小说就是要通过谴责、摆事实和揭露等等手段向下发掘,使人民的潜力重见天日。”
看点五:《总统先生》是一部文学作品。它的文学性表现在一系列艺术手法上,诸如,生动活泼的叙述语言、巧妙的情节安排、对各种各样人物复杂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引进了大量印第安民族的神话、故事传说,从而形成了阿斯图里亚斯自己的小说创作风格。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阿斯图里亚斯就明确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肯定了梦幻与非理性意识描写的文学价值,因为梦幻是拉美人感知和理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心理现实”。他指出,梦幻是独裁统治下人们为逃避残酷的现实而吞服的一剂鸦片,是因种种伤害而破碎的心灵避难所。书中写道:安赫尔救助了卡米拉姑娘,却遭到了恶语中伤,他为了摆脱苦闷而求助于做梦:“快快入睡吧,忘掉一切,连自己也不存在。停止一切像机器零件一样可以任意拆卸的逻辑思维吧!让直觉统统见鬼去吧!最好还是进入梦乡,停止思想吧。”正是梦里的神仙把他从残酷的现实里拯救了出来。此外,梦幻还可以寄托人们的理想。乞丐在梦里得到了母爱。安赫尔在梦中得到了安宁。这种亦幻亦觉的手法为后来一些作家表现“虚实结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看点六:《总统先生》充分证明了阿斯图里亚斯是一位语言大师。在语言问题上,他的观点是:语言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因为语言是依附于人们的生活而存在的;语言是生活的复写,是生活的回声和投影,因此他特别重视语言对生活的表现力度和表现人们心理活动的深度,从而往往牺牲语言的规范性。在《总统先生》里,他常常抛开语法规则,直接向生活索取语言的表达方式,所以这部作品的语言非常有活力。阿斯图里亚斯认为,欧洲和拉美有着不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其语言、思维逻辑当然有所区别,因此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搬西班牙的西班牙语,而是应该创造一种“美洲语言”。《总统先生》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思想。书中的语言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中美洲人说话的区域色彩、新奇的人物色彩、地方音乐与民间传唱的色彩,加上具有地方风情的比喻,是这部小说的文学特色之一。
阿斯图里亚斯主张文学应该对社会有所“承诺”。他说:“拉丁美洲文学绝对不是廉价的消遣文学,而是战斗的文学,历来如此。”他强调,正是那些具有鲜明社会倾向的作家开创了拉丁美洲文学的先河,“他们的作品给了风花雪月的文学一记响亮耳光,将新大陆面临的问题放到了首位。”他公开声明自己的文学艺术观,就是“为民喉舌”。总之,《总统先生》是拉丁美洲文学的经典作品,因为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属上乘,作者在人生、社会和文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将永远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