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战士”，30多年前，友人这样评价正当壮年的汝信。
这是对他经历的概括：从年少到白头，在哲学、美学的广阔天地中采撷硕果；从军五载，于炮火硝烟间饱经历练。
这更是对他精神的凝练：在学术之旅的每次挑战面前，都以学者的坚定信守真理，用战士的勇敢攻坚克难。
人们称他的学术之路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发展的缩影”。
今天，这位83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哲学家，仍时常伏案，探寻美的真谛，阐发哲学的奥义。对真理的信仰，是他孜孜治学的恒久动力，也是他内心最稳固的磐石。
起步
“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乐相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使他思考：怎样的美才永恒？
信仰，是了解一个人内心的钥匙。汝信心中自有一把这样的“钥匙”。
“前些年我去英国访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问我，你为什么选择马克思？因为你是无产阶级？我答：非常遗憾，我的父亲是律师，用你们的标准划分，是中产阶级。他又问，那你是不是理想主义者？我说不。我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空想，而是因为现实。”
是救亡图存的历史必然令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非盲目或巧合——这种认识，在汝信的少年时代悄然形成。
1931年，汝信出生在上海。抗战开始后，上海被日军占领。为了让子女继续读书，父亲请来家庭教师，汝信兄弟姐妹四人一起读国文、习西学，还有一位老师教授钢琴。
屋内虽是其乐融融，屋外却令汝信过早尝到了屈辱的滋味。
“关卡遍地，日本兵带着狼狗把守，对中国人肆意盘查。我亲眼看到一个老人，冬天过岗哨没有摘帽致敬，就被日本兵痛打。”
14岁时，抗战胜利，已入桃坞中学读书的汝信和哥哥双双越级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时局堪忧。日寇投降了，代之以国民党政府的贪腐暴虐。怎样改变家国面貌？汝信怀着懵懂志向填报了政治系，副修经济。然而，课堂上讲授的西方理论跟现实生活毫不搭界，他便投身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外围团体——读书联谊会。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一道星光，在暗夜中浮现。汝信对这个能“帮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学说产生了莫大兴趣，开始阅读相关典籍，朦胧的信念逐渐成形。上海解放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汝信大学毕业，在解放不久的喜庆气氛里，他主动参军，盼着“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孰料，朝鲜战争爆发了。汝信和战友们一起，被紧急调往朝鲜战场。
渡过鸭绿江，顿时进入一个炮火连天、满目疮痍的世界。部队栖身于残破的院落、阴暗的矿洞，缺衣少食不在话下，死神也时刻在身边徘徊。
汝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担任政治部干事，后又成为司令部英语翻译、秘书。虽不在最前线，却也备尝艰苦。
他亲眼看到战友们牺牲。有一位，就是和他一起从军的大学同学。“他英文非常好，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但因为前方需要，他志愿参军到朝鲜来。行军途中美军空袭，正好炸翻了他坐的卡车。”
仓促掩埋了这位同学后，部队继续行军。“他立下什么丰功伟绩了吗？没有。但我觉得他是英雄。”战争之残酷、献身之壮美，令汝信感到震撼，也理解了信念对于生命的意义。
就在与“美”毫不相干的战场上，汝信却接受了美学的启蒙。他的“老师”，是一本俄文版《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
那几乎是他随身携带的唯一财产。从国内开拔赶赴朝鲜时，途经沈阳国际书店，他匆匆买来这本书，用来自学在大学里刚打下基础的俄文。
于是，战事间隙、爆炸声中，他埋头苦读，与“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
渐渐地，随着硬“啃”下来的内容越来越多，他被书中的哲学和美学观点吸引了。
“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乐相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使他思考：怎样的美才永恒？是个人的幸福和欢乐重要，还是大众的？
“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从斗争和牺牲中获得的，而美好的将来也要以同样的方法来获取。”充满豪情的字句鼓舞着汝信。他期待着为真理而斗争，也做一位“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
寻“美”
马克思主义观点贯穿他的美学研究。他试图以此来寻找“美”。
一本发黄的书摆在案头。《西方美学史论丛》，1963年版，掂一掂，并不压手，却在中国西方美学史研究中颇具分量。
这是汝信叩开美学史大门的第一本代表作，也是中国首部以西方美学史为主题的综合研究专著。几个月后，学界泰斗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也问世了。
虽然内容尚不够系统，但《西方美学史论丛》还是引起广泛关注，汝信也被评价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其后相当一段时期，这本著作和《西方美学史》成为了解西方美学的必读之作。
如今回望这部作品，汝信从不讳言其学术与视野上的局限，但令他自豪的，是其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我分析了美学史研究的各种流派，感觉都不能真正解决美学的根本问题。最后，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它能给出有力的回应。”
在他看来，马克思把美学现象放到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整体中考察，和人的实践活动以及全面发展的远景联系起来研究，从而突破了传统美学的框架，为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指明了方向。
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科学性的认识，是在步入哲学之门的努力中逐渐形成的。
1955年，汝信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转业至中国科学院工作，并考取哲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成为著名哲学家贺麟的门下弟子。
气象恢宏的学术天地，在汝信面前铺开，尤其吸引他的，是黑格尔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德国学术界把黑格尔看作“一只死狗”践踏在地时，马克思却公开宣称自己是他的学生，恩格斯则把其哲学比作一幢隐藏着无数珍宝的大厦。马克思是怎样批判和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发展出更高、更科学的学说体系的？带着疑问，汝信大量阅读原著，逐一考察与马克思主义产生有关的学派。
一个活生生的马克思被逐渐还原。他愈加确信：马克思不是高居云端的“天降之神”，而是有着伟大抱负、高远目光的学者；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律令，而是科学真理。
年少时模糊的信仰，日益坚定。
战场上的积累发挥了作用，他很快写出第一篇美学论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在《哲学研究》发表。
此后，黑格尔悲剧论和范畴论、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学说……日积月累，才有了《西方美学史论丛》的撰写出版。
拓荒者自有独特品质。在其后的研究中，汝信不盲从、敢开拓的性格彰显无余。
1981年，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开始研究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在当时，这几乎是个不被国人知晓的名字。一年后回国，他将10多麻袋哲学书籍托运回国，并撰写《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等著作，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这位哲学家做出恰当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尼采思想一度被曲解，成为研究“禁区”。改革开放后不久，他较早发文打破坚冰。他的博士生周国平也走上了这条路。在为其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所写序言中，汝信态度坚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绝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
“为什么研究尼采、克尔凯郭尔，还有叔本华这些当时看来的‘反动’学者？汝先生明知有风险，仍很坚持，他常说：研究他们，是为了还原西方哲学史的发展链条。他所表现出的，正是当今最需要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学术勇气和研究理路。”汝信的博士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鹏程感喟不已。
很多研究由他而始，现在正由一代代学生延续下去。这让他深感欣慰：“我只是努力搭起一座桥，要真正深入，还得靠后人。”
守“真”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从不平坦、宽广。他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执着前行。
上世纪90年代，已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世界文明对话。
1994年，他牵头成立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数十位学者放眼世界，编撰出版了《世界文明大系》《世界文明通论》等，并定期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为何有此选择？触动依然来自实践。
“我常参加世界性学术活动，发现我们对他国文明的了解有限，而国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少。”他记得有一次，国内一位著名红学家去哈佛大学讲《红楼梦》。哈佛历来很欢迎各国学者的讲座，但那次却听众寥寥，只好临时打电话叫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去“填空”。
美国人到底了不了解《红楼梦》？他和许多学者交谈，发现知者甚少。
在中国，很少有知识分子不知道莎士比亚。为什么西方人不知道《红楼梦》？中国五千年厚重文明，今天对世界的影响还有多少？汝信深感，在文化影响力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
“文明对话能够增进理解，避免战乱与纷争。对外来文化要有开放的心态和海纳百川的气魄，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要有充分的自信和自尊。”他认为，人文学者的一大任务就是充当文化传统的“守护神”，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并予以发展。
守护的不止文化传统，还有理想信念。随着年事渐长，行政工作可以放下，一般性研究逐渐减少，但，凡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命题，汝信总是视为要务，勉力为之。
2004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他被遴选为咨询委员，审议工程成果、提出对策建议，还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编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新的忙碌开始了。
几年来，工程教材审议会开了102次，汝信至少参加了十分之九，和江流、邢贲思等一起被大家戏称为“常委”——最常到会的委员。
“有几次开会，我就坐在他身边，亲眼看到他有多认真。他每次都是带着发言提纲和做满批注的教材来的，发言充实有见地。”中央编译局原局长、咨询委员韦建桦十分感佩。
辛勤付出，源于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深入了解、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使他对科学真理的生命力充满信心。
他毫不讳言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这其中，既有敌对阵营从未止息的污蔑和攻击，更有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从不平坦、宽广。唯其如此，才更需要我们以百倍的努力去应战，去回答。”
多年来，他始终记得苏东剧变后和意大利友人的一次交谈。
“苏联、东欧都已放弃马克思主义了，你们什么时候放弃？”这位意中友好的实干家直截了当地提问。
“苏联的失败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有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垮不了！”汝信答得斩钉截铁。
辩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就等未来历史的判断吧！”意大利友人耸耸肩。
20多年过去了，汝信觉得欣慰：中国今天的发展和坚守，有力地回应了他当年的坚持；而他对“历史的判断”更加充满信心，因为，在通往真理的路上，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身影在站起，在集结，在前行。（本报记者 王斯敏）
（本文图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汝信提供）
（另参见11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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