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群众集会、观影的公共场所，农村礼堂，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今天，随着社会转型，一个个曾经热闹的农村礼堂或被改作他用，或年久失修变成荒寂的空场，或被租赁甚至卖掉。提起礼堂，竟勾起一丝乡愁。
春节前夕，穿行在吴越大地，记者惊喜地发现：一座座见证了沧桑的农村礼堂，重构乡村新型共同体与农民精神家园，搭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再现红火景象，让我们心头暖洋洋、热烘烘。
“文化礼堂不仅仅是几栋房子”
历史的车轮在飞驰。
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28年居全国之首，2012年达14552元。农民经济富裕了，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多。
在浙江省5400万常住人口中，农村人口有2088万。
“农村基层文化生活是传承民族文化文脉的根基，农民是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主要成员。”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我们需要给农村建设一个个新的精神文化地标。”
2013年初，时任浙江省代省长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建设1000个农村文化礼堂作为省政府2013年10件为民办实事中的重头戏。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说：“在传统的基层文化阵地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为了探寻重构乡村文化价值秩序、维护乡村社会幸福和谐之路。”
一年多过去了，浙江大地已涌现出1300多个农村文化礼堂。
记者在杭州、绍兴、湖州、衢州等地农村看到，每座文化礼堂都设有“两堂五廊”：行礼的礼堂、学习的讲堂和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艺术廊。“文化礼堂不仅仅是几栋房子、一些活动，更重要的是吸引群众积极参与，形成真正的大文化，成为真正的精神家园。”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坚说，“与以往的基层文化活动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化礼堂寻求家与国、古与今、内与外的结合，注重内生性、延承性、持久性，旨在实现从单纯娱乐向更高精神层面的跃升。”
湖州市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村主任陆英田介绍，村民们越来越离不开文化礼堂了。
从“要我建”变成“我要建”
这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文化礼堂一经推出，很快就从“要我建”变成“我要建”，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们纷纷将自家的匾额、楹联、画像、家训和族谱等资料贡献出来。“有些东西慈溪博物馆、宁波博物馆也没有。”东海村党支部副书记朱威迪自豪地说。
2月安排春节祈福迎新礼仪活动，6月安排端午民俗文化活动，10月举行国庆礼仪活动暨“成人礼”……浙江各地的农村文化礼堂，如今都有这些常规项目和常规活动。
在湖州市长兴县滨湖村，刚刚在礼堂舞台上结束表演的村民钱凤琴向记者介绍，去年，文化礼堂办了12场“幸福舞台”文艺演出、6场“幸福讲堂”讲座、20场“幸福礼堂”文明礼仪培训。“平时大家种田、办厂、经商，各忙各的，有了文化礼堂，我们姐妹们有了聚在一起的理由，也有了聚在一起的机会！”她说。
“在文化礼堂聚会，感觉很奇妙”
最是文化能致远。
“踩着青石的小径，穿过碧绿的荷塘。我们听到书声依旧响起……”在有“中国村歌发祥地”之誉的衢州江山市大陈村，村民对记者说：“在文化礼堂聚会，感觉很奇妙。我们为自己的村子骄傲，我们发自内心地爱自己的村庄。”
临安市上田村文化礼堂建成后举行了新人礼，新人与全村村民见面，诵村规，唱村歌，向父母敬茶，作孝敬承诺。
去年重阳节，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石山村在文化礼堂为12位80岁以上老人举行了活动。村支书吴中华说：“那天来参与活动的人都说自己受了启发，要好好孝敬老人。”
嵌入性与本土性相结合，公共文化空间与生活空间相结合，文化礼堂承载了农民太多的期盼与自豪。除了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艺术廊，农村文化礼堂还有孝子（女）榜、好媳妇榜、好女婿榜、和睦家庭榜、爱心公益榜。
“这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荣誉榜，在农村形成了一股崇德向上的强大力量。”湖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菁菁介绍，“谁能上这些荣誉榜，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每逢评选，男女老少人人参与，竞争十分激烈。”
“文化礼堂·幸福八有”
文化礼堂构建良好公共空间。
“为了让更多农民享受到‘文化大餐’，让文化礼堂火热钱江两岸的场景一直持续下去，必须从机制上、管理上确保农村文化礼堂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中祥说。
绍兴市上虞区委宣传部部长郑建庆告诉记者，该区在文化礼堂建设中突出“项目化管理”，在项目运作前期，紧扣申报、调研、规划、政策4个环节，把文化礼堂的每一项责任细化落实到具体负责人。对每个申报村一一实地勘察，对每年的建设任务一一公布，对每个设计方案一一评审论证，确保对每个文化礼堂建设都严格把关。
湖州市则结合农村文化建设新要求，提出了“文化礼堂·幸福八有”的口号。一个个以“有文化礼堂、有展览展示、有文体团队、有文化走亲、有礼仪传习、有素质培训、有村规民约、有长效机制”为核心的“文化礼堂”，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文化礼堂根植于浙江大地，如一条条回乡路，不断延伸。（本报记者 严红枫 叶辉 本报通讯员 严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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