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伴张仃写生

    1986年我和张仃结婚后的十年间，到过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四川、新疆、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湖南、安徽、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两次回陕北延安，两次深入腾格里大沙漠，六上太行。每次虽非风餐露宿，但亦常与山民同吃同住。张仃心里无所谓苦与不苦，其心思完完全全置于艺术之中。只要一回北京，就分秒必争地作画，沉迷于此而不能自拔。他自己曾将此状态比作吸毒者发作了毒瘾。

    每到大山深处，尤其太行山腹地，但见层峦叠嶂，连绵起伏，陡峭高耸，直入云霄，顿觉如在梦中，惊叹之下不禁慨然冲口而出：“梦里的山！”兴奋的张仃迅速打开册页，取笔开始写生，眼睛只专注于册页及山峰，全神贯注到几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这种时候，我要离他不远，在近旁或为他擎伞遮阳遮雨，或站在风口挡风，并用我的发夹为他夹住册页，以免被风吹得散乱，或以湿毛巾给他擦汗，递给他水喝……一切做停止后，才能稍稍离开一会儿，到处走走看看，与山民拉拉家常，了解当地风土民情以及历史掌故。

    张仃每进山，必有几位年轻画家随同写生。在山里，张仃到处走动，寻找适当角度，如若发现，喜不自胜，立即扔掉手杖，快步奔过去，却不顾脚下岩石高低不平，危崖断壁下面便是万丈深沟；见此状大家吓得面色惨白，急忙冲过去拉住他。

    一起进山的年轻朋友们平时工作紧张，此时相聚，夜间往往神聊大侃，第二天难免醒来得晚些。可张仃天不亮即已起床，急着尽快出发进山，便用力敲打房门，催促他们起床。我赶快收拾所带东西，加紧准备，听见他大喊道：“还不快点！要去朝圣了！快！快！”

    有时，清晨大家尚在梦乡，天蒙蒙亮他一个人就起来，独自悄悄出去画画。我醒来一看，床上已不见他的踪影，心里发慌，赶紧喊年轻人，到外面分头去找他。远远地发现他正站在陡峭的高高的河岸上写生，站在悬崖上端着大册页专注地画着。我们不敢喊他，怕惊着他反而危险，只能悄悄走近，站在一旁，等他自己结束一段工作，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地告诉他千万可不能再这样了。悬崖下河水滚滚，湍急奔腾，土块碎石被冲得纷纷落下。大家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两句古诗说的是边塞苦寒之地无定河畔。一年冬季，我们到了那里，河面上漂浮着大冰块，缓缓地流动，朔风劲吹，气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张仃坐在岸边写生，我只好又把一个大尼龙袋套在他头上，被风吹得啪啪作响。我站在风口给他挡着风。一会儿，张仃冻得站起来，原地跑步取暖。即使是这样，也硬是画到最后，没有中途退缩。后来，他创作了无定河景色的画。

    出门在外，白日里加紧写生，夜间本应好好休息，可是张仃半夜三更，只要一醒来，马上就开灯，取出册页，补充修改白日里所作画稿。只要不是吃饭睡觉，他必定画个不休，什么力量也不能让他停下画笔。他有时真似疯子，自己不休息，还风风火火大叫别人太慢，如同战斗中指挥员呼喊冲锋陷阵一般。

    从山中回到北京，他又日夜被画困扰，不得安宁。常常黎明前起床，一人悄悄去画室作画。饿了，便随便抓起什么如冷馒头、面包、包子之类吃起来，之后又继续画。等到清晨我醒来，他已画成一幅四尺对开斗方山水，即使是三九天也会出一身汗。每作画前必先洗手，像不曾会作画的人，像儿童或生手一样，开始进入工作状态，把所有既成之法度抛之脑后，而后依据所画对象的纹理姿态下笔写神写意。

    研究者认为张仃是一名天才的艺术家，不过他本人并不认同。他为人的本色、对人的亲切，正是张仃的可贵可爱之处。

    张仃一生中有三次与土地亲密接触：一次是回家的感觉；一次是惊艳；另一次是喜出望外。

    1941年，他领受了周恩来交给的任务，带着艾青、罗烽由重庆回延安，经过宝鸡时又加上厂民与逯斐夫妇。当时国民党严禁人们到延安去，一路设关卡严查。幸好他们用的是第二战区长官公署的护照，张仃把“三”人改成“五”人。一路上担惊受怕，当到达复县时，踏上边区土地的张仃，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经过千辛万苦，可到家了，身不由己，一下子躺倒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这是他第一次与土地亲密接触。

    1949年随中共中央进驻北平，走进故宫的太和殿。太和殿向张仃抛来一片辉煌！金灿灿琉璃在蓝天下闪烁发光，朱红柱头青绿彩绘，整体结构布局完整统一、庄严持重、四平八稳，蕴涵着东方文化的雍容气度。为这创造的完美惊艳，张仃心头一震，身不由己，跪了下去。此为张仃第二次与土地亲密接触。

    第三次是这样：他一直向往做一名画家、美术家，但组织、领导要他在艺术院校做领导工作。他虽服从了组织安排及工作需要，可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兴趣。1984年，机会终于到了，他请求退休的报告终于被批准。真是喜从天降，解脱的愉快使他兴奋难耐，回到家一进门，情不自禁倒在地上打了个滚儿。

    从张仃这三次与土地亲密接触，可以解读其性情、人生追求及生命特质：可以说，他是一次为理想，一次为艺术，一次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