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决定城市特色

    国内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问题已广受诟病，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在建设过程中抛开了本地的历史文化底蕴。历史文化底蕴是决定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基因。璧山的城市建设要想突出特色，应当从自身的基因——历史文化底蕴上寻找出路。至少在巴渝地区，璧山区别于其他区县的文化基因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丰厚历史文化。璧山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和优势在于此，璧山建设“文化城市”的出路也当在此。

    唐至德二年（757年）璧山建县，大历年间，刺史赵延之为维护国家安宁，平定叛乱，被尊为土主神，在璧山境内茅莱山建恭天观奉祀，至今在巴蜀地区香火不灭；满腹家国情怀、一心“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也曾在璧山写下《雨二首》。两宋时期，冯时行、蒲国宝成为科举时代巴蜀地区仅有的两位状元。其中的冯时行更因为力挺岳飞抗金被誉为“巴渝第一状元”。明清时期，璧山更是出现了有明确历史记载的5位翰林，尤以明朝大学士江朝宗为代表。他不仅刚正不阿、体恤民情、政声卓著，还主持编纂《大明一统志》，更是现存最早的《重庆郡志》的编写者。抗战时期，随着陪都的迁建，大批国民政府机关、学校以及军队云集璧山，因而成了爱国志士、文化名人的聚集地，并留下了大量抗日救国的文化遗产，其中不乏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乐院选址璧山办学等文化事件。

    基于此，我们已经结合璧山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做了一些开发利用儒家文化的基础工作。由于历史的机缘，璧山保留下了巴渝地区唯一的古文庙，成为弘扬儒家精髓重要的载体，璧山目前已经恢复孔像，下一步还将恢复必要的内部设施；我们还将复建历史上的璧江书院，面向大众开设国学讲堂，让市民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接受洗礼，在生活、工作中修正自己的言行。

    中国美术书法界百年巨匠吕凤子，抗战时期在璧山矢志教育救国，取得了一生中最高的艺术成就，并深深影响了徐悲鸿、吴冠中等一代大家，我们筹建了吕凤子纪念馆，投拍了大型纪录片《凤起九天——吕凤子的璧山岁月》，用凤先生在抗战艰苦岁月中为育人、救国而不懈努力的可贵精神教育和感染当代璧山人。我们利用晏阳初先生在璧山设立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华西实验区的丰富档案资料，先后在重庆和台湾举办了相关的档案展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晏阳初先生以具体实验为手段研究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这一思想是解决当代社会建设问题的一把钥匙，是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念、思路和具体做法参考。目前这些档案已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和有关研究机构的极大重视。

    2013年，璧山县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提出了建设“秀美绿城、活力水城、文化古城”的城市建设目标，其中文化古城就是要依托1200多年的璧山历史文化，串联起璧山厚重的文脉，体现出璧山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底蕴。在重庆具有重要影响的璧山湿地公园、秀湖公园中，我们复建了本县历史上以状元、翰林、御史等为依托的廊桥、牌坊以及古建筑群，赋予了城市深厚的儒家历史文化内涵。市民在耳濡目染中体验着璧山“厚德崇文、儒雅大气”的文化氛围，践行着脚踏实地、敢于担当、开拓奋进、建功立业的信念和追求。这些都推动着璧山在建设重庆城市发展新区的生态宜居区、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城乡统筹先行区，建设“和美璧山”的征程中快步前行。

    即使以当代的眼光来审视，儒家的要义“仁义礼智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修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都可以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正能量。在城市建设中注入以儒家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元素，注入璧山特有的文化基因，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需要一如既往地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