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现代作家学习“底层写作”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底层写作”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引发关注，而评论界对它的大规模阐释则始于2004年《天涯》杂志刊发的一组专文讨论。自此“底层写作”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文学思潮。如今又是近十年过去，批评家眼中的一些常见症结，如审美脱身术、苦难焦虑症、主体精神弱化、现实主义激情匮乏等并未得到有效克服。这种局面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写作”的众多作者意识不清，包括对身处时代的基本认识模糊游移，对真实、具体、复杂的底层经验缺乏深度感知，在创作的情感立场、道德正义与艺术创新、审美价值之间难以取得平衡。

    而从创作的渊源关系来看，当下的“底层写作”普遍缺乏对中外既有底层书写经验的自觉借鉴和继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

    事实上，远的不说，单是中国现代文学，就为如何表达底层、表现人性与透视时代真相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乃至范式。部分批评家曾试图引导作家对现代文学传统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开出了各自的药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底层写作”应坚持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与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从左翼文学获取思想资源及艺术经验，以形成一种“新左翼文学”为目标。何言宏、李云雷等均对这种“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有过论证与呼唤。

    如果把眼光放宽一些，现代文学能够为“底层写作”提供丰富营养的，远不止左翼文学这一脉。整个现代文学，对底层的多样化书写占据了半壁江山。今天重新审视这一份文学遗产，我惊讶于现代作家面对底层，具有如此多样化的视点、眼光与艺术呈现方式。

    在鲁迅的眼中，人物的底层身份可以是乡村无产者（阿Q）、勤苦农妇（祥林嫂）、不合时宜的普通读书人（孔乙己）。他们都处在某种可悲甚至“可笑”的境地，生存价值渺小得可怜，正如未庄人眼中的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除了发挥这两种功能，阿Q对于他们而言毫无意义。祥林嫂也是如此，初到鲁镇，她的价值主要是“帮忙”，在遭遇丧夫丧子之痛后，因为意识恍惚行动迟缓，便被鲁四老爷家辞退，从而只剩下了被“玩笑”的价值。孔乙己由于四体不勤，不能给人“帮忙”，从始至终活在周围人的“玩笑”中。而当阿Q们失去这两重功能、这两种存在的价值后，他们便无一例外地被取消了生存的权利。“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这十个字，以其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对身处底层人的卑下境遇刻画得入木三分，远远胜过当下许多大部头小说对底层人苦难长篇累牍的展览。

    与鲁迅大致同期的郁达夫，也留下了《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书写底层的佳作，借描写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烟厂女工等的交往，或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或弘扬下层人的美好品性。叶圣陶、台静农、蹇先艾、许杰、柔石等，留下的一大批经典短篇小说，如《多收了三五斗》《拜堂》《水葬》《赌徒吉顺》《为奴隶的母亲》，对不幸的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作品中弥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至今令人动容。到了上世纪30年代，现代文学走向成熟途中，许多文学大家都对底层有着深刻的表现：老舍的《骆驼祥子》通过刻画进城民工的走投无路表达对城市文明病的犀利批判，曹禺的《原野》写一个青年农民复仇过程中的灵魂挣扎，沈从文的《边城》则以田园牧歌般的笔触讴歌底层人未被现代文明侵蚀的人性之美。延至上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底层（主要是农民）得到更大规模、更大面积的表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福贵》等着力塑造新时代的新农民形象，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借描绘农民的改天换地传达出一个时代深刻的历史哲学命题。通观整个现代文学，对底层的书写是从未中断的一条主流。作家们尽管流派不一，思想各异，艺术个性大相径庭，但在凝练笔墨的途中几乎都能如鲁迅所言，“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笔下的人物颇具典型性。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都是有灵魂的，作家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使得其作品能够成为超越时空的经典。

    回顾现代文学的底层书写传统，向现代作家学习，是当下“底层写作”突破瓶颈的重要途径。在这过程中，作家们应注意正视苦难，反对“奇观化”与“美化”等不良倾向，在苦难面前保持应有的悲悯与达观。苦难不应使人绝望，或者说，如果苦难令人绝望，也必须是具有某种内在逻辑的绝望，并且作家应反抗这种绝望的逻辑。同时要重塑价值，发扬作家的主体精神与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通过写作挖掘生命的价值与人性的光辉。作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哪怕写的是一地鸡毛的形而下生活，也不能放弃对形而上的追求与精神层面的飞升。而且还有必要多方取法，激活传统，为我所用，拓展“底层写作”的表现空间和表现方式，并形成自身的创作个性。就批评家而言，当下对“底层写作”的批评应有一个转向，从整体上过于重视社会学、政治学等层面的泛意识形态批评，转向注重文本细读的审美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底层写作”这一概念，可能无形中会对作家形成束缚与压抑。从现代文学的经验来看，作家们所写的底层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居于社会底层的人，这样有利于写出人性的普遍与永恒，达到文学应有的深度。现代作家很多在写“底层”，但并无“底层写作”的概念，这反而令他们对底层的表现丰富多彩，充满了想象力。可以想见，有一天当我们不必再借助“底层写作”的概念来讨论当下这一文学现象与某些作家作品时，当代作家对底层的表现或许已经走向了成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