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故乡·人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便少有博尔赫斯说过的那种“一往情深”到可以把自己带走的阅读体验了，也不再沉迷于紧张的思辨与艰深的理性，遑论那种无论情感或者文字都要逼人涕泗滂沱的浪漫文本，读书越来越多“现实主义”考虑，对于读过的书的印象，也常常“模糊影响”，不得要领。真正让自己明目清心的阅读，一年下来，屈指可数。

    多年前，读过初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记得当时有醍醐灌顶之感，从此知道，一代伟人的青春如何摇曳多姿，如何丰富到斑驳而近情近理。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又得到了此书修订、重订的新版（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读下来，仍然震撼。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尤其文情兼胜，令人情绪激越，理智澄澈。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兼“大宗教家”的自我期许，以及通过掌握“大本大源”来重造中国的抱负，在这封长信中，昭示得明明白白。而同一年，在朋友张昆弟的记述中，毛泽东感慨于“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殷殷召唤“安得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其时，召唤者和他的同道同志，怀着“除旧布新”的热望，经常在湖湘间栉风沐雨，跋山涉水，锻炼筋骨，砥砺心志，情形仿佛今之“背包客”。

    自古英雄出少年，当我们从一个年轻人的拿云心事中可以看到他日后的大半作为时，不得不相信，人生如同历史，很多结果，其实早已预埋在“初始的足迹”中。

    差不多一百年前，少年沈岳焕离开故乡湘西，前往北京，去读所谓“人生的大书”，他就是日后成为20世纪最出色的汉语写作者之一的沈从文。沈从文被称为小说家，甚至是“京派小说家”，而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他却是一个像福克纳一样把那个“邮票大的地方”写进了文明史的“化外之民”，一个用史志的方式书写了湘西，书写了凤凰的人类学者，一个用现代思想和体验洞穿了神秘的南蛮之地的“蛮子”。机缘凑巧，再次读他的《凤凰集》（1995年，岳麓书社），我依旧相信，是人创造了“文”，于是才有“人文”，湘西自然曾经养育沈从文，却是沈从文造就了一个从此有“人文”“历史”的“湘西”，“湘西”属于沈从文，按时髦的话说，他有“命名权”。

    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二十多岁的“理工男”谭伯牛写作了《战天京》，把婉转于“圣”“魔”之间的曾国藩以及湘军部属，还原成了人物，把“传奇”还原成了“事实”，让治近代史尤其是湘军史的学者讶异。一个人对于局部历史的任何描述与判断，一定包含了他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历史与文明的认知，对熟悉湘军史料如同老学究，治学居然有“乾嘉”气象，却在学术界找不到名分的谭伯牛，我不免好奇，“癸巳暮春”，终于得到他“敬赠”的一册《盛世偏多文字狱》（2013年，海豚出版社），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在一些杂志上的40篇文字，笔下人物包括左宗棠、王闿运、李鸿章、巴夏礼、李莲英，还有邵飘萍、胡适、张荫麟等等，用他评述别人的话说，其中文章虽然短小，有的甚至裁剪为“专栏”，却真是“博采群集、善勘同异、能体人情”，每一篇都让我要歪着脑袋想一想，事情原来如此。

    记得6月盛暑，长沙酷热，子文先生造访岳麓山下，遗我一本《苍茫西藏》（2003年，文汇出版社），我一直置于案头，每每在更阑人静之际浏览一段。在我心中，西藏是神圣之地，是不能去“旅游”的，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指点”的，所以，与西藏有关的书，我一般只读古人，不读今人，我害怕那种洋洋得意的“发现”，那种大无畏的“占有”。子文先生在西藏生活了二十多年，却说“对它了解得太少太少”，以致很多年都害怕“完成这本书”。从他的文字中，我知道，那个“内地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里却是自然而然”而有着“别样的价值观念”的地方，其实已经是他的故乡，他再写一千本书，也依然会意犹未尽，他走不出他的故乡了。然而，何其幸运，他是一个有故乡的人。

    （作者为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