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诗评家谏一言

    当代诗歌史之所以使部分读者产生质疑，原因多多。包括“距离过近，判断容易出现偏颇”，史家难以平衡的学术与人情关系等等。比如“某史”若作为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科研选题”，导师带领几个研究生你一章我一节，导师通稿，领导签字，报销科研经费，结项，出书，评科研奖，然后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但我们的后人很可能把如此出炉的“当代诗歌史”当成正史、定论——这是我日前在八宝山送别韩作荣先生之后的“忧天”之思。

    我重新阅读了韩作荣十几年来送我的若干诗集、随笔（评论）、报告文学集。作为一个“虽九死犹未悔”的歌者，他的抱负情怀，他发自内心追随时代的歌唱，他对中西方诗歌艺术的不倦学习，不禁让我感慨：这是一位被中国当代诗歌史遮蔽了的诗人。

    众所周知，韩作荣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先后在《诗刊》《人民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任职，后来任《人民文学》主编；他有20多部作品，包括诗集、随笔、报告文学，并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等奖项。然而，我们却鲜有看到对韩作荣诗歌写作进行深入研究的文字，当代诗歌史也少有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继诗集《裸体》之后，韩作荣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取得了他这个年龄段的多数诗人所望尘莫及的成就。尤其是以《重叠的水》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达到了当时整个诗坛的一流水准。

    1995年上半年，我从《中国诗坛》杂志首次拜读韩作荣《重叠的水》这首近400行的长诗，颇受震撼。它回环往复的细密情绪，错落有致、远观近看皆宜的意象造型，弥漫在诗中人物身上，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它的语言光滑而有质地，悄悄抵达读者意识深处，使人在感同身受之后心生敬佩。这样一次“向爱忏悔”的低吟，也许是一个诗人一生中最想说出的话，最难说出的话，总也找不到时机与方式说出的话。这是这个时代一部难得的作品，然而它也被批评家和诗歌史家轻易地忽略了。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在这一文体的表现方法上有所创新的作家却较鲜见。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作荣反映长沙历史文化、现实情境的《城市与人》高屋建瓴、别具一格，打上了他鲜明的个人印记。评论家唐达成先生盛赞其“率笔写来，重理虽繁，而无纷丝之乱，百思丰赡，别具淋漓之姿。统篇涵括甚大，但气势流畅，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某些段落，写得潇洒舒卷，如读散文小品，韵味悠然。这在报告文学的体裁中，或可说是别开生面的。”然我们所见的多种报告文学丛书竟常常看不到《城市与人》的影子。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文学史家的沟通太艰难了，或者可以说，很多人忙的不是地方。

    我认为哪怕只凭《重叠的水》和《城市与人》这两部作品，韩作荣就已经无愧当代重要作家的名号了。我们重新评价韩作荣，并不是韩作荣本人所需要，而是我们需要，诗歌研究需要，相对客观、公允的文学史诗歌史更是需要。

    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冒昧地向诗评家、诗歌史家谏言。撰写批评文章、撰写当代文学史的确是件非常需要功力，而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要做到完全不遗漏也近乎不可能，何况各家之言见仁见智，读者众口难调，但做得比现在更好些完全是可能的。批评家要提高自己的识别力和敏感度，保证自己的书斋工作时间；文学史家对重要作家要有适当的追踪阅读，有条件的甚至可考虑建立自己的“追踪阅读队伍”；不要盲从潮流，不要把文学史写成“流派史”，向《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者学习，以作家、诗人，而非流派、组织划分章节；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评价标准，兼收并蓄他人观点，让我们的当代文学史（诗歌史）更具学术价值，更可信些。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