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广征民意

    对于出台小客车“限购”“限行”这样的公共政策而言，理应有更周详、更严密的预案，也必须考虑到民众可能产生的不解和不满。而要取信于民，根本在于要以广泛的公众参与，祛除民间戾气，达成社会共识。

    12月15日晚，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12月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消息传出，当晚天津各大汽车4S店人满为患，民众争先抢购小客车。有网民就此质疑，如此仓促“限购”，是一种“懒政思维”的表现，也会加剧社会不公。

    这些年来，与国内很多大城市一样，天津市机动车保有量也经历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过程。来自天津市政府相关部门信息显示，2006年至2012年，该市机动车保有量由120万辆增加到236万辆，而仅仅在过去3年中，就增加了100万辆。车辆的无节制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环境承载力的问题。也因此，政府适时决策“限购”“限行”，并无不可。

    不过，天津市此番出台的限购政策，周日发布，周一即正式施行，中间没有预留一点缓冲期，其遭遇民众吐槽，甚至被质疑为“懒政思维”，也是合理的。毕竟，这样一条政策线切下来，会使很多原本有购车意愿但尚未行动的民众支出并不必要的成本，当然会心生不满。

    其实，对于出台小客车“限购”“限行”这样牵涉甚广的公共政策而言，理应有更周详、更严密的预案和路径，应该也必须考虑到民众可能产生的不解和不满。而要取信于民，根本在于要以广泛的公众参与，祛除民间戾气，达成社会共识。这既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常识，也是政府的分内之事。

    一方面，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行政机关应该及时、主动公开相关信息。这种公开，不仅仅意味着对民意的尊重，也是政府依法行政的理性所在。即政府决策越公开透明，则越是能降压、减震，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事倍功半。

    另一方面，制订并出台限购政策的初衷，说到底，还是出于治堵、防霾的考量，从这一政策的方向和路径来看，事关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问题是，既是“为众人好”的事情，在操作层面多听听公众的意见又何妨？有了广泛的问计于民、公众参与，当然就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抱怨和阻力。

    事实上，在限购、限行的问题上，当地政府有过表态，比如说，“适时考虑采取限购、限行等办法”“市政府准备出台政策，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遗憾的是，相对于传言的沸沸扬扬，政府的表态却未形成有效信息铺垫，这样就难以减少政策正式施行时的突然感。

    每一项公共政策的背后，代表的是广大民众的呼声和利益诉求，但有时也会存在着一些矛盾、冲突。从本质上讲，若想避免冲突，就应该摒弃简单化的管制思路，充分考虑民众感受，不断加大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力度。而这，正是建设透明政府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