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改：释放什么信号

    核心提示

    地方政府对金融市场的重视前所未有

    寻求出一招能够影响全局乃至满盘皆活

    自下而上改革同时应同步推动顶层设计

    自温州金融改革以来，泉州、深圳、珠海等地金改逐步走向深入。最近，国务院批准上海设立自贸区，将试点投资和金融改革创新，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一系列金融改革有望在自贸区内先行先试；加之山东、义乌等地方金改事件，地方金融改革已被推向前台。地方金融改革究竟意义何在？是否会成为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各地金融改革大潮开启

    9月17日下午，义乌金改方案正式向外界发布，包括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加快贸易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外汇管理机制、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发展壮大本外币兑换业务、促进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七方面的内容。义乌金改，开始探索贸易金融新模式。

    就全国范围看，目前已不止义乌。就在义乌方案获批前一天，武汉金融改革创新方案也已经上报至国务院审批。相比义乌，武汉金改的内容有所不同，主要包括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努力构建区域性金融市场体系，旨在发挥武汉特色科技金融和金融后台的优势。

    早在今年8月，从证监会主席位置上赴任山东省省长的郭树清，已经在山东举起金融改革的大旗，山东金融改革22条意在将山东打造成金融强省。

    自温州金改告一段落之后，今年地方金融改革陆续发力，究竟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表示，山东金融改革22条可以说是面面俱到，而且每一条责任都具体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其中最为先声夺人之处，就是要求下级地方政府配置一名懂金融的副市长，从中央金融机构引进金融专才，以及送人才到中央金融机构挂职。“可以说，这样做既开地方金融改革风声之先，也成了当前地方金融改革一个重大突破口。在这样的地方改革模式下，国内地方政府的学习效应很快就会显示出来。地方政府对金融市场的重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易宪容说，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核心也会从金融改革入手，以此来带动贸易自由化、税制改革、外资开放、经济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活动的调整。因为就当前中国制度安排来看，经常项目基本开放、企业进出口贸易、企业对内对外投资等都可以自由进出，基本没有多少制度障碍。如果不从金融改革入手，希望通过税收优惠来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不可能的。

    针对今年各地金融改革发力的情况，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指出，十八大强调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而促进地方金融体制改革也已纳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在他看来，适应国情推动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在避免地方政府强化行政干预风险的同时，以市场化机制来实现地方金融与经济的对接，已经成为未来平衡金融发展效率与安全的核心环节。

先行一步，为全局探路

    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依靠什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出席大连达沃斯论坛开幕式时表示，经济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金融改革，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并不是想仅做巧事，事半而功倍，但我们还是愿意求得“出一招能够影响全局乃至满盘皆活”的效果。

    “求得出一招能够影响全局乃至满盘皆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认为，“这一招”是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他说：“包括金融在内的市场化改革，其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金融领域的改革也是处理好金融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放权给市场，一招推进，满盘皆活。”

    易宪容指出，就当前中国金融市场来说，仍然是政府为主导。政府不仅主导了金融市场价格机制，主导了金融市场发展规模，也主导了金融市场资金流向及利益分配关系。国内银行业能成为利润水平最好、经营风险最低的行业，是政府政策性资源注入的结果，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把分散的存款人的利益转移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利润高低并不取决于银行的有效经营，而是取决于政府政策。为何民营资本都希望涌入这个市场，就在于能够获得政府的政策性资源注入，但其经营风险则由国家或全体人民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利于有效的市场竞争，更不利于金融资源有效配置。

    在杨涛看来，地方金融的发展，正是在为国家层面的金融体系夯实基础，这表现在金融“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对于“硬件”，如为了促进地方金融规范发展并且推动制度试点，地方可以推动金融法制建设，成为国家金融法制的重要补充。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温州的民间金融规范等，都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对于“软件”，当前如金融信息和设备、支付清算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不仅对于地方金改深化起到重要支撑，而且有利于地方提升金融竞争力。

    但在易宪容看来，地方性的先行一步还显不够。他说，金融市场是一个金融资源快速流动的全国性统一市场。在这样一个金融市场，自下而上的地方金融改革对推动全国的金融改革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不可能的。在严防系统风险及区域性风险发生的前提条件下，最为重要的推手仍然是中央政府。比如要重新界定政府的市场职能，重建金融市场得以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全面改革开放，加速中国金融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等。这些都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全国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不取得进展，一个有效的价格运行机制是无法形成的，中国金融改革也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而实际上，全面性的金融改革步伐已在各项政策中悄然加速——7月20日起，央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8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盘活货币存量；9月6日，中国时隔18年重启国债期货交易；9月1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出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

    此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更是释放出了中国加快金融改革的信号。下一步要推进的金融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取向，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而且要推进金融机构的改革，特别是要放宽市场准入，让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使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得以培育。

地方金改，能够带来什么

    据统计，2012年末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1.58万亿元，仅占总贷款余额的18.4%，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53%。复旦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孔爱国表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占绝大多数份额，而且都是为大企业服务的银行。小微企业融资不能靠大银行，必须靠小银行。中国应打开金融银行业市场的门槛。银行越多，经营的半径越小，才能真正为企业提供服务，银行半径越大，就会挑肥拣瘦，小企业就没人管。

    金融改革成为开启下一轮增长的关键，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是，金融改革一定不能跑偏，而是要围绕发展金融最初的目的来进行。这个核心是什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当前金融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当是围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展开。

    巴曙松说，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和结构主要围绕着为重工业初期的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服务，通过利率管制人为压低资金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获得正规金融体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资产的大企业，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等企业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后者恰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同时，银行体系“短借长贷”期限错配风险不断积累，迫切需要金融市场提供包括权益性资金、市政债、民间资本等多元化融资方式。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新一轮改革应该在过去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快进程、提高效率。金融改革应该是在实体经济非常发达和均衡的基础上才能推出来，利率市场化的重心是产业资源和产业要素，只有这些资源和要素均等了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率和积极性。

    “目前，各地方自下而上的改革不断涌现。在此过程中，怎样同步推动顶层设计，从而实现双向改革的配套开展，成为处理好改革节奏的重点。”杨涛说，相应地，地方的创新试点不应只成为谋求政策和利益倾斜的过程，而要实现两个有利于的原则，即有利于国家层面金融改革的试点突破、有利于地方的企业发展与居民福利改善。

    杨涛强调说，有效的地方金融竞争不应只是金融机构的集聚、金融市场的设立，而是考虑地方金融体系服务功能的提升和完善。就此角度看，地方金融改革要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思路，根据自身特色，发掘优化地方金融服务的主线索。例如，在沿海港口城市，实体经济最大特色就是开放型、海洋型经济，因此，以金融服务港口经济为主线，可以把地方金融发展中的线索进行全面梳理。再比如，对于以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城市来说，重点则在于为新型工业化提供配套金融支持，促进产业与金融结合。(本报记者 陈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