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时在中央工艺美院,一次写生课,从漓江到三峡,我们班和张仃院长一路同行。那时,张仃应该是六十多岁。论资历,延安老干部;论头衔,中央工艺美院院长;论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从抗日战争创作漫画到执教延安鲁艺,从领导国徽、政协徽标设计到带领创作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群,举世瞩目。因而,张仃所到之处都有当地领导安排照顾接待。但我看他,却总是拿个速写本四处画画,穿一身很旧的灰布衣裤,山珍海味的宴请他不吃,轮船火车的头等舱他不坐,和我们班的同学们一起,在阳朔河滩的似火骄阳里,在三峡江上拥挤不堪的轮船舷边,在白帝城风凉雨浓的山顶上,用手中的速写笔,认真敏捷地捕捉着对象,一山一石、一草一木……后来,在张仃院长的一幅幅精彩创作中,我常常能够看到他和我们在一起画速写时的样子。毕业多年,一次校庆,会后,大伙聚在操场上聊天或合影,只有张仃一人独自坐在阳光下。有同学说:“张院长(虽然那时他已不再担任院长一职,但我们仍然习惯这样称呼他)太寂寞了,咱们过去陪陪老院长吧。”另一位同学当即回道:“你以为呃,那可是大师的大寂寞!不信你试试?你享受不到这样的寂寞……所以,别去打扰。”众人沉默,深以为然。
祝大年先生教授重彩课,我有幸给他当了几年课代表。祝先生安静、严谨、一丝不苟,他主张多看好东西,眼界一定要高,才能品味到高雅和极致;他反对画画时听音乐,认为那样会扰乱意境。这些个性特点和艺术修养,都在他的作品里体现出来:如“建国瓷”系列、《白玉兰》《森林之歌》等陶瓷、重彩和大型壁画等,那种祝大年独有的极致、静穆、博大之气扑面。有一次,我请教他该如何欣赏宋瓷,他说,首先要看到最好的宋瓷,那里面有一种叫作“梅子青”,他“第一次看到时,心就一下子静了下来。”边说边伸开双臂,做出往下沉的手势。这个简单生动的比喻,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迅即拉近了我对宋代瓷艺的感受。
康殷先生教我们书法篆刻,在黑板上也能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间架结构抑扬顿挫,气贯丹田行云流水,一下子把我们吸引住了。如今人们只知康殷字写得好,其实大康先生非常博学多识。课下,他曾给我刻过一方图章,一边刻一边告诉我“霍”字的来历:篆书中,这个字是上边一个“雨”字,下边两个“雀”字,意为下雨了,麻雀飞起来的声音,是个象声字。说起来脸红,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姓氏的汉字源头。
当时,王怀庆先生是我们系的研究生,系主任袁运甫先生去美国举办展览期间,请他给我们班代课。他授课平和而尖锐,话不多但分量足,言简意赅,亦如他的作品一样。王怀庆经常准确地指出同学作业中哪些是造型艺术需要的“变形”,哪些是属于“画不准”,哪些是“画出了体面的阴影”,哪些属于“面上蹭了一块黑”……态度和蔼却正中靶心,大家汗颜却心服口服。我从小跟他夫妇学画,深知他外表寡言谦和,艺术天赋和功底却是强悍了得。如今,他作品的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都得到了国内外公认,我一点也不意外。
肖惠祥先生教我们人体素描。有一次画一位精瘦的男子,她看到我迟迟没有动笔,便走过来问为什么?我指着天窗下的模特给她看:距离我近处一侧光影迷茫,远处一侧却轮廓清晰,现场感受和素描规律相左,该如何?肖惠祥先生站到我的位置上,认真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兴奋地对我说:“你这个感觉太好啦,就照着这个感觉画!”这堂课,我得了第一个满分。前几天,看到肖惠祥在电视书画频道中做访谈节目时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承认它才有创新的可能,但是,世俗是不容独一无二的,它要求大家都一样,所以,创新很难!
时至今日,先生们对待艺术、对待生活那充满激情、虔诚坚守、勇于创新的精神,一直滋养着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