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自然美好的人性

（一）

    当我一开始拿笔写作知青题材小说的时候，“人道主义”就成为我的一种文学追求。这与我少年时期所读的那些作品有关，那个时期，我所接受的主要是西方小说，又差不多都是名著，这些名著的作者，像雨果、托尔斯泰、莱蒙托夫、霍桑，也都是秉持着“人道主义”而写作的。

    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我得奖的一部作品，它写的是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身上有集体主义精神，有牺牲精神，还有理想主义，但同时也还有着特殊时代对他们人性的压抑，但更多的是表达他们对人性自由的一种抗争。这里所体现的是人性，还够不上是“人道主义”。

    《今夜有暴风雪》就有了关于“人道主义”的元素，提出了所谓的阶级烙印对知青枷锁似的伤害。到了《雪城》时，已经是“返城”了，“返城”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事实上，大家已经重新成为了城里人，在此之前的集体主义、热血贲张的日子过去了。《雪城》里的知青依然坚韧，这种坚韧就像现在的打工青年融入城市的韧性，是不必特别加以放大的。今天我们看到农村打工的孩子来城市里做送水工、快递员、装修工等等，他们也还未成年，和我们下乡时的年龄差不多。《雪城》实际上是对理想主义的一种解构，生活变得实在了，就是工作、房子、工资，而且在《雪城》里人们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以前是宿舍生活，现在各自的家庭把人们分开了。因此，在《雪城》里写不到什么“人道主义”。我虽然少年时在读书过程中受“人道主义”影响很大，在文革十年中“人道主义”又成为我做人的一个要求，虽然它有时不叫“人道主义”，而叫多一点善良，多一点同情。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释放是在《知青》里，这部书里对阶级烙印提出了批判。《知青》的女主人公最后几乎全都葬身火海，这个情节展现出人是最宝贵的。《知青》里在陕北的那部分，有个对话，就是究竟“先种地”还是“先把村庄在雨季来临之前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一些村干部说种地要紧，只有土地才能生产出粮食，人只能生人，人能生出粮食来吗？但知青就说，粮食每年都可以种，每年都可收获，但人死了就死了。这就提出了生命的价值这样一个问题。

（二）

    《返城年代》呈现的是一种向着自然而美好人性的回归。与我其他所有的知青小说不一样，本书塑造了一个忏悔型的知青形象——罗一民。罗一民的前身是一个好孩子，由于上中学时给同桌写了一个纸条，内容无非就是感谢人家借他橡皮和喜欢人家，但却被其他同学告密，然后他就被认为是思想意识不好，受到了父亲的打骂。

    当文革来临时，那个被罗一民喜欢的女生恰恰是在阶级成分上被打击的一方，少年报复的情绪陡然而生。他报复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让她用喷壶来喷出一片冰场。返城之后，有人找到他，让他做十把喷壶，而且一把比一把小，当他敲打着时，不可避免地回忆起往事，就有了一种忏悔的愿望。但当机会来临时，他也会胆怯。因此说，忏悔也是需要勇气的，但他毕竟还是忏悔了。这个形象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回归”，当他没有忏悔时，他就没有达成一种自我救赎，当他忏悔之后，他的整个人才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他才感觉到摆脱了身上的十字架。这个人物是我在其他知青作品中所没有的。

    忏悔只能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和罗一民对应的是另一个插队女知青李玖，当年把罗一民的纸条交给老师的并不是罗一民喜欢的那个女孩，而是李玖。李玖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她有勇气向罗一民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吗？而且她和罗一民当时还在恋爱，还在三天冷两天热的。在一次喝醉的情况下，她承认了这件事，终于也挨了罗一民一耳光。在这之前还有个细节，两个人在吵了一架后终于和好拥抱在一起，李玖开口说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对你说，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然后罗一民就捂住了她的嘴不让她说下去，罗一民说中学生和中学生谁能把谁伤害到什么程度呢。但是，李玖说有时也会伤害得很深，当李玖这样说的时候，她自己是明白的，罗一民想了想说，是啊，有时候确实会伤害得很深，但罗一民没有想到，当年的事就是李玖做的。

    知青一代的前身就是红卫兵，在文革中有那么多的人曾经受过红卫兵的伤害，我们可以认为红卫兵是由于年轻而被政治所摆布和利用了，但是“被利用”不是不忏悔的理由。当知青成为成年人后，很少有人主动忏悔。罗一民来忏悔，应该给他机会。

    还有一点，善的人性一定会得到较好的回报，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比如三姐妹中有个小女儿叫静之，静之当时因为顶撞参谋长，被调到很远的地方，返城之后，她再碰到参谋长时，参谋长向她鞠了一躬，承认了错误。这个故事其实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当年下乡时，有一个女知青有像静之一样的经历，她的连长对她进行政治上的压迫，过了若干年后，两人确实又在公共车站遇到，连长也确实向她鞠了一躬，并道了歉。我觉得，不只是知青一代，我们整个民族在忏悔上做的都是不够的，可能和宗教有关，我们虽然有很多人信佛教，但更多的是求佛保平安。

    三姐妹中的老二慧之当过卫生员，返城后人们还在想着她，给她送猪肉，以至于她的父母对她都刮目相看，这就是一种回报。人在生活中如果做到这点，你的钱包不会鼓，不做这点，钱包也未必会鼓，但这么做有个好处就是，在生活中被他者所真诚认同、信赖的几率更大，而这可能也是平常人的幸福指数之一，其价值也就在这里。所以，《返城年代》里不过分强调人道主义，而强调真善美的人性。（本报记者谭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