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不仅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对特殊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显著加大，区域合作广度深度也持续拓展。但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还存在很多挑战，区域发展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机制还不完善。因此，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潜力，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领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当前，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性课题，绿色经济、新能源、环保产业日益成为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将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起来，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极端恶化的代价，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必须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领区域协调发展，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进而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在协调中加快区域发展。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区域的平衡发展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是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前提下，通过促进各区域的合作交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我国在短时期内缩小发展差距是不可能的。根据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经验，过分重视公平的发展目标虽能极大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却会妨碍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同样，过分重视效率的发展目标会加剧区域差距的扩大。所以，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必须兼顾公平和效率。在面对协调区域发展差距很大的难题时，政府既要推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在发展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同时又不能让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牺牲其经济效率停步等待。总之，区域的协调发展就是要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此，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不断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不断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并率先实现现代化。同时，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中西部地区起示范作用并产生拉动效应，促进中西部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

    通过均衡发展惠及民众。当区域间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过分拉大时，容易引起资本和劳动力的非正常流动，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且还会引起区域间居民心理失衡，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社会和谐。在我国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区域间人们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让各区域间居民都能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而中西部地区则由于财力匮乏、资金短缺，拉开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学者指出，区域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相关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般而言，投资主体在选择投资区域时更倾向于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公共设施较全的东部地区。如此一来，中西部地区更加缺乏改善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推动力。因此，政府应当着重从改善不同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着手，提高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进而促使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

    适度给予中西部地区政策倾斜。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来说，如果没有政府政策的适度倾斜，自身很难形成自我造血的功能。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严重向东部倾斜，因此，落后地区的发展更需要外界的推动，更需要特别的关注。为此，国家应及时给予中西部优惠政策，通过各种举措增加中西部地区投资。首先，必须实现税收区域优惠政策的战略性转变，将税收区域优惠政策的重点转到西部落后地区，但在对西部地区实施区域优惠的过程中，绝不搞“一刀切”，要充分考虑西部各地区间的差别。其次，构建有利于刺激投资增长的税收制度。国家可以考虑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不断促进资源向西部地区流动，进而缓解西部资金的短缺，提高西部自我积累能力。最后，给予西部地区必要的投资税收抵免政策。通过优惠投资政策引导资源合理流动，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