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少年熊庆来从家乡弥勒到省城昆明求学。当时,云南发生了两起外侮事件:一是清政府秘密将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拱手送给英、法侵略者;二是英帝国主义侵占片马。昆明学生为此罢课、请愿,熊庆来热情参加了这些爱国行动。武昌起义后,熊庆来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和同学们一道上书都督府,请愿北伐,渴望社会进步。他在出国不久的家信中,明确地表露出爱国思想:“廑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勿浪掷分寸光阴,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
1913年,熊庆来赴欧洲留学。置身于正为巴斯德、普旺卡烈、居里夫妇的卓越成就和科学精神所激荡的法国,他受到强烈的熏陶和感染。尤其是巴斯德科学救国的精神及其实践给予熊庆来的影响非常大。留法7年中,熊庆来认定“没有科学,谁也不可能把中国建成现代国家”,形成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回国后,熊庆来为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视培养人才为“科学救国”的关键,而培养人才的根基在教育。于是,他从归国时直至1949年的28年间,倾注了全部心血,先后创办了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的算学系,担任云大校长12年,呕心沥血,开创了云南大学的“黄金时代”,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建设人才。
熊庆来实践“科学救国”的思想,还体现在积极倡导学术研究、推动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方面。
在清华大学时期,他参与创立了中国数理学会;参加审定数学名词;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算学系研究部;成为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中国代表;定义了被国际数学界誉称为“熊氏无穷级”的数学定理;参与成立了中国数学会;参与创办了中国数学会会刊;延聘法国数学大师哈达玛和美国著名数学家温纳来讲学,开东西方数学界交流的先河。
主持云大时期,熊庆来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培养研究风气。他在倡导学术研究、推动科研事业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