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哭衢涂”

    《荀子·王霸》：“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淮南子·说林训》：“阳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涂”通“途”，衢涂、逵路，均指四通八达的路口。可南可北，可东可西，错走半步，等到觉悟后已经差之千里了，这不禁让杨朱黯然神伤而涕零哀哭。许多人都有徘徊彷徨在岔路口的体验，为何惟有杨朱哭之？看来这个典故里面包含深刻的寓意，有待人们去挖掘、揭示。

    杨朱，又称杨子、阳子，战国诸子之一，生卒年不可考，魏国人。杨朱被称为“道家的真正的创始者”，（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他像老、庄一样膜拜自然，主张“全性保真”。《淮南子·氾论训》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这种自然主义的精神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无为与不干涉主义。杨朱理想的治理模式是童子牧羊式的，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而与老、庄不同的是，杨朱不主张将个人融化在自然之中，相反，他特别强调作为人的个体的独立性和可贵性，树起了“为我”和“贵己”的旗帜。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与传统国家、家族本位思想格格不入，甚而被解读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的极端自私利己主义者。但这其实并不符合杨朱的原意。《韩非子·显学》讲得很清楚：“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易”者，交换也。天下之利，“物”而已；“一毛”乃“形”，“拔一毛”就是“累形”，违背了自然之道。身与天下，无有轻重之分，贵身、爱身，自然不会损自身一毛来交换天下之利。故“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事实上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也就是‘不以物累形’的夸张的说法”。（郭沫若：《十批评书》）这里的出发点是“贵己”，是以极端的例子与夸张的修辞申明“不以物累形”的立场与决心。一毛虽微，但强拔于胫，便是失真，便是不自然。一毛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老子的“贵生”是抽象的，而杨朱发展为更具体实在的“贵己”之说，反映出了强烈的个人本位意识以及超越人身束缚回归身心自由的呼声，凸显了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谓“不以物累形”，就是不要让外物妨碍、损害了自己的形体。各种欲望以及功名利禄、天下国家不过是外物而已，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杨朱的“为我”是为天下人说法，其“己”、“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并非局限于杨朱自己或任何个体，这恰恰符合个人主义或个人本位意识的含义。郭沫若说杨朱是个“泯却小我的人，”（《十批评书》）他弘扬的是抽象的大我。若以极端利己主义者视之，实在辜负了杨朱思想的深邃与高贵。“利己主义不是杨朱所传布的思想，而是儒家公正或不公正地强加于对他的教义的理解之中的。”（[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个人本位对自己利益的重视与保护并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或代价，这在杨朱那里也是明确的。《列子·杨朱》：“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

    “贵己”、“为我”是涵盖人人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反映的正是人人平等的精神；而“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则明确反对侵害他人利益。刘师培对此解释道：“推其意旨，盖谓人人当保其权限，不能越己之权限而侵人，亦不能听人之越权限而侵我。所谓人人当保其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限也。足证杨朱立言重权利而不重权力。”（《周末学术史序》）

    《说苑·权谋》谓：“杨子智而不知命。”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不知命”且又倡“为我”，其隐而未发之旨乃是对贵族等级政治与君主制的否定，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谓一语中的。韩非称杨朱“天下之所察也”，（《韩非子·八说》）杨朱之“察”在于认清了专制文化对个体性的扼杀，毅然决然地祭出贵生、为我的旗帜，且一度令天下苍生心归景从。如果听任这种思想的流播，以否定个体存在的价值为前提的君主政治将面临根本性挑战。君主制要求人人“为君”，彻底放弃个人的观念和意识。一旦人人“为我”，君主制便丧失了存在的基础，这是卫道者们万万不能容忍的。《管子·立政》便说：“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这表明杨朱的学说乃君主制的心腹大患，具有反叛君主制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杨朱生活的战国初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农村与城市的分离。商业及手工业的日趋发达，货币经济与都市繁荣等等因素，形成了中国“轴心时代”最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伴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思潮在此时的兴起，其来有自，而杨朱则是这一思潮的标志性人物。不过，时代的变迁并未改变基本的政治文化生态，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隶属关系依然是一张覆盖整个社会的网。有关个人的价值、地位与意义的问题，没有被认真对待和讨论。杨朱的特立独行，动力源自他朦胧意识到了人的可贵性和主体性。“在杨朱看来，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而生活。”（[德]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这是对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反抗，作为当时最激进的思想观念，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哲学升华，更标志着观念的突破和思想的觉醒。

    然而，时代的局限，决定了这种思想启蒙的悲剧结局。杨朱，这位时代的先知，孤独的战士，踏上了思想探险的征途。雾嶂蔽天，荆棘遍地，他找不到自己思想的出路。在迷茫和绝望中，便有了衢涂一哭。这个典故一般解读为杨朱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而哭。《荀子》中唐人杨倞注：“言此歧路第过举半步，则知差而哭，况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也。’”清人王先谦案：“喻人一念得失，可知毕生。” 惟汉王充的阐释发人深思：“是故杨子哭歧道，……盖伤离本，不可复变也。”（《论衡·率性》）这是从精神与思想的层面作的解读，是意识到了杨朱哀伤的是自己本性的扭曲。沿着这个思路，似可想见这样一个意象：杨朱挟“贵己”、“为我”之说，在思想的岔路口茫然四顾，不知路在何方！要么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否则四处碰壁，末路穷途。杨朱是为他的心性受到伤害，思想学说得不到申张、找不到出路而哭泣，也是为天下人执迷不悟而哭泣，“他是哀怜天下走错了路的人。”（郭沫若：《十批评书》）这是个人本位意识的启蒙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陷入绝境的一个隐喻。

    杨朱思想的价值在于表明了中国古代确曾出现过个人主义的启蒙观念。他的昙花一现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不具备这种思想成长的社会文化土壤。个人本位意识与中国主流传统水火不容，决定了杨朱只不过是两千多年前一道划破万里夜空的流星而已。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