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号：也难也不难

    1月22日晚上10点23分，当大多数人正准备从北京南下回家过年时，山东德州人姜振军却坐上了北上的列车。23日凌晨2点51分，列车到达北京站，姜振军直奔以眼科闻名的北京同仁医院。

全国眼科患者奔同仁

    当记者早上6点钟来到挂号大厅时，姜振军的身后已是10多米长的“人蛇”了，此时离7点的放号时间还有1个小时呢。姜振军庆幸自己来得还算早，也庆幸自己没有等着用网上预约的那个号。

    “儿媳妇在网上为我预约了一个同仁医院的眼科号，但要等到春节期间才能拿号看病，我不可能大过年的来看病吧？再说，那时候车票也难买啊。”姜振军向记者诉苦，本地的医院看不了病，家里人都支持他来北京看病，并早早为他在网上预约了个号。

    像姜振军一样慕名来同仁医院看眼睛的患者很多，挂号队伍里大部分是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人，有不少还带着小孩儿。对此，作为北京人的顾忠有着颇感无奈的理解和同情。

    “我家在石景山，虽然那边有一家综合性医院，但觉得同仁的眼科更好，让人更放心，所以今天坐第一班地铁来排号。”顾忠是为儿子排号的，他告诉记者，他的一位朋友带着孩子去某家医院看病，结果散光却被误诊为近视。有了前车之鉴，他更不敢随便带孩子看病了，“来这里就是图个放心”。

    解读：“挂号难”的本质是优质资源短缺，供求关系失衡。解决“挂号难”，既要考虑如何“分蛋糕”，更要考虑如何“做蛋糕”。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医疗卫生规律，调动全社会力量做大“蛋糕”，扩大医疗资源供应能力，尤其是动员优秀人才进入医疗行业；打破公立医院对人才资源的垄断，让医生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实现全行业自由流动，从而增加医疗资源总供给，解放医疗生产力。（人民日报记者白剑锋） 

预约挂号便民效果有限

    与这些慕名而来的人不同，70多岁的李老太太却是“避名而来”。“我要挂的是风湿科，这个科在同仁医院的名气比较一般，人民医院和协和医院的风湿科更厉害，但根本排不上号，所以我干脆就不去。”她是想着同仁的风湿科也许能好挂些。尽管如此，李老太太还是早上5点半就来到同仁医院，想早点看上病。

    为什么不去网上预约呢？李老太太愤然说道：“那根本不切实际，就算你预约的是8点，照样还得6点来排队，因为约号和正常挂号都在同一窗口取号，等于说号儿虽然属于你，但你想要拿到手里，照旧要排队。”

    预约的人越多，排队取号的人也就越多，而且，这让留在窗口的号更少了。对此，东北人李华很无奈，她儿子在北京工作，凌晨4点就开车送她来同仁医院。“我想排一个耳科的专家号，但除去网上预约和复诊的，剩下的号没多少了。”她排在耳鼻喉科挂号队伍里的前几位，这让她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

    解读：预约挂号只是一种便民形式。热门专家号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单纯改变挂号方式并无法解决矛盾。这需要医保制度的合理引导，患者有序看病，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实现社区和大医院的双向转诊，才能缓解看病难。（北京市卫生局巡视员邓小虹） 

从卖号到卖位，号贩子依然猖獗

    聊天是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在四五个小时的排队等候中，姜振军和周围一些人攀谈并相熟起来，他这才知道，排在最前面的那些人，其实很多都是号贩子。他身旁的一位于姓妇女说，她和老公凌晨1点多就来排队了，“眼科的号贩子太猖獗了。”

    “他们十几个人把前排全部占光，然后高价卖位子，就是说你花钱就可以插队，一旦有人鸣不平，他们就会蛮横地辩解：‘这是我的位子，我让给别人怎么了。’”她说，“更嚣张的是，他们竟然用小板凳、箱子占位，东西一放，就算占上位子了，然后人就不见了。”

    以前卖号，现在卖位，挂号大厅里那些穿着制服、维持秩序的保安，难道不知也不管吗？

    “号贩子早就把保安打点妥当了。”于女士说，“他们每天都要给保安交‘份子钱’，保安自然默许他们的行为，偶尔有号贩子和正常挂号的人起了争执，保安还会纵容甚至帮助号贩子。”

    记者围着挂号队伍走了一圈，一位中年妇人凑过来，悄声说：“要挂号吗？我可以让你排前面。”记者问，难道可以插队？她说，“我们有人在前面占位子，只要200块，就可以把你送到前面。”

    解读：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不管是通过窗口排队挂号还是通过预约挂号，挂号越方便，倒卖号源就越方便。如果预约挂号非常方便的话，倒卖号源的人也会通过这种方式更加方便地倒卖号源。号贩子现象不是因挂号方式不同而产生的，而是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导致的，倒卖号源早已形成了一个非常系统的产业链，靠实名、预约、登记来根除很难。 （北京市朝阳医院医务处处长闫勇） 

有的号挂不上 有的号没人挂

    7点，各窗口开始放号。挂号处的LED显示屏不断更新着号源情况。半个小时左右，眼科和耳鼻喉科显示“挂满”，其他科却显示有号，有些科所剩号还不少，一个小时后，一些科室甚至显示一个号也没有挂出去。

    核医学科的放射治疗专家号，总数20，已挂为0，其他两位专家的40个专家号，也一个未挂出；尿道门诊上下午各50个号，也一个未挂出；内科门诊的普通号上下午各100个，也一个未挂出。对比鲜明的是，耳科某专家的专家号，上午共34个号，却显示已挂“39”，普通号也已挂满。

    记者来到骨科的候诊室，三四排座位上，稀稀疏疏地坐着十来个候诊者，很多座位都是空的，十分安静。放号一小时一刻钟后，该科副主任医师的专家号19个才挂了2个，普通号上下午各200个，也一个未挂出。分诊台的两位护士靠在椅子上，因无人上前咨询，显得较为轻松。他们告诉记者，骨科一个上午一般只有七八十个患者，两百个号绰绰有余，所以，“随时都可以挂上号、看上病，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骨科不远处是眼科，眼科科室要比骨外科大得多，但候诊队伍已排到过道，熙熙攘攘，前来分诊台询问的患者也络绎不绝，还得排队。

    解读：北京自2011年7月推出统一预约挂号平台以来，到2012年底147家医院的号源预约率仅为20.1%，预约率随着二级医院上线数量增加而降低，大量普通号和专科号，包括超过一半的专家号都没有约出去，特别是二级医院的预约率较低。同时，市民普遍反映的“挂专家号难”，主要是三级医院重点科室的知名专家号难挂，群众预约看病仍习惯扎堆挂专家号，预约挂号现结构性挂号难题。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雷海潮） 

    (本报记者 陈海波 本报实习生 孙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