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乡土小说创作艺术的演变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乡土文学一直是文学发展的重心。从1921年鲁迅写出乡土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提出“‘忠于地’，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的理论主张后，乡土小说的源头就被开启了。1935年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末布里特·哈特“乡土文学”的概念来论述中国乡土文学观念，强调“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从而推动了乡土文学的发展。从上世纪20年代的启蒙乡土文学到30年代的左翼乡土文学，40年代及之后的反映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村题材小说，到新时期的新启蒙乡土文学，以及新世纪乡土小说，近90年的流变发展，其脚步一直没有停止。

    在乡土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乡土文学就承载的内容和格调而言各具特色。上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重在启蒙，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熏陶的作家们，带着俯视的目光，注视着破败、荒凉的家乡，以及愚昧、落后的民众，带着“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注意”的目的来描写乡村。鲁迅的《祝福》、许钦文的《疯人妻》、王鲁彦的《黄金》、许杰的《惨雾》、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台静农的《红灯》等作品的格调基本上都是悲剧性的。而这一流派的分支，沈从文的湘西风情、废名的湖北黄梅民俗、萧红的东北黑土地景观，成为抒情乡土小说一脉，别具风韵。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把乡土作为表现阶级斗争的场所，展示古老乡土上潜滋暗长的自发反抗与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丁玲的《田家冲》等作品的格调是昂扬的。上世纪40年代，作家们深入农村，接近民众，描写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就是反映农村土地改革的成果，而新中国成立后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则是反映农村合作社运动的成果。这些小说紧密配合党的政策，用文学的手段，记载这两场运动中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农民翻身做主人的过程，作品的格调是高亢的。新时期开始，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浮躁》等吹响了反映农村改革新启蒙乡土小说的号角，作品的格调是明亮的。至20世纪末，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大规模迁移入城或进入小城镇、乡土传统进一步瓦解，乡土小说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发生了更大的改变。

    首先表现在小说题材的拓展上。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乡土小说的题材主要是乡村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它的地理范围不超出乡镇。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的进入，以及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农村分田到户制度的实行，农民在农忙之余，或进城务工、或自办企业、或出外经商，原来纯粹以务农为主的乡村日常生活有了许多新的变化，而乡村工业的发展一方面给了农民工作的机会和财富，同时也给自然美丽的生态环境带来不良影响。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农民们在观念上、生活上发生了变化，期间也经历了悲欢离合的命运变迁。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他们互相冲突、纠缠和融合，给中国的文坛带来冲击和震撼，作家们的创作思想、理念、手法都面临挑战。他们在创作中，除了对传统题材进行新的开掘以外，又在“农民进城”与“自然生态”两个题材领域进行拓展。前者将叙事场域向城市挺进，后者则向自然山水展开，两者都是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与乡土小说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乡土小说自身转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每位乡土作家因自己积累的乡土经验、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不同，在书写“乡村日常生活”、“农民进城”、“乡土生态”等新旧题材时，体现出各自的特色，形成了新乡土叙事文学思潮。

    体现在内容上，有放弃理想之火、对人性本质不加情面进行剖析的《丑行或浪漫》（张炜），有用荒诞不经的故事来叙说乡村历史变迁的《受活》（阎连科），有虚构一个独立王国以象征当代中国的《羊的门》（李佩甫），有既表达了家国之恋、又表达了乡村自由的《笨花》（铁凝），有反映农民工进城生活的《民工》（孙惠芬）、《泥鳅》（尤凤伟），有借助日常生活对乡村中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崭新思考的《湖光山色》（周大新），有表现家乡在改革开放年代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秦腔》（贾平凹），有反映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生活及其变化的《白豆》（董立勃）、《空山》（阿来），有反映乡村生态环境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还有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商业社会转型中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古老乡村文化及传统道德伦理秩序解构的《万物花开》（林白）等。这些小说切入乡村、反映乡村生活的角度越来越多样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体现在艺术手法上，也是由单一走向多样。中国传统乡土小说的主要手法是现实主义，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乡土小说，有很多作家开始尝试运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手法创作乡土小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尽管在情节上写得曲折多变，颇具吸引力，但作者对于乡村的前景充满理想，运用的是浪漫主义手法。李佩甫在《羊的门》中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乡村——呼家堡，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的农村，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农村角角落落的背景下，呼家堡仍然以集体经济的形式生存于中国的乡村，不亚于一个梦想。

    但是，这个时期的乡土小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于留守家乡的老人、儿童如何生活等问题，虽有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但能够引起轰动的作品不多。新世纪乡土小说如何出现经典级的作品，值得作家和评论家思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小说，虽然题材扩大了，手法灵活多样了，但是，鲁迅、周作人、茅盾所提倡的传统乡土小说的特点“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在日渐弱化，如何在传统乡土小说与新乡土小说特色之间寻找到一种发展方向，值得关注。

    总之，跨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就内容和手法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扩展和变化，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变异也给乡土文学带来一些困惑，未来的乡土小说如何走，这是作家、评论家应该共同思考和期待的问题。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