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书写要坚守核心价值观

    如今，文学书写面临多元选择，诸如生态文学、女性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多元文化视野的拓展在更新文学创作题材的同时，文学作品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也受到了冲击。商业化浪潮下，文学已经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商品的属性。利益的驱动，使作家的书写与读者的选择都更直接地指向功利。直接的功利主义必然带来思维的简单粗放。当下文学创作如何以一种更为有力的姿态引导读者的价值选择，从现象解读回归人性反思，从肤浅功利走向深层因果，核心价值观仍然要成为作家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

    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不变诉求。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到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再到汉末陈蕃的“澄清天下之志”，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把道义、民生作为自己的双重价值旨归。思想层面的理性追求与现实层面的民生担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双重的文化人格：一方面追求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崇尚理性，有坚贞气节，凛然傲骨；另一方面又心系民生，渴望建功立业，九死而未悔。正是这种理性与现实相交织的双重情怀，延续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这一传统到了近代五四时期虽有所改变，知识分子对道义的追求演变为对科学、民主的向往，民生的担当转变为救亡、启蒙的责任，但是理性与现实的双重关怀是不变的。到了当下，现代性的转变，带来了更高层面对科学理性的追寻，现实民生问题凸显为更深层面的人性道德反思。知识分子的双重关怀仍然不离不弃，既代表最先进的科技水平、思想文化方向，又心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社会前进的核心动力。正是这种双重关怀，使得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始终未尝脱离现实世俗生活，进入西方理性所谓“静观”的层面，片面地追求冷漠的科学真实。正是这种心系民生，汲汲入世的道德情怀，使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亘古不变的代言人，而文学工作者更是其中之大宗。

    核心价值观中的道德关怀、政治色彩看似与文学的审美特质、艺术精神格格不入，实则不然。现代文学的分科及定义概念，均来源于近代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学对文学学科概念的界定，以及与传统一刀两断的决裂态度，近年来已遭到了学者的质疑。审美是文学诸多特质中的一点，纯文学概念的提出也自有它特定的文化背景。从中国长远的历史传统来看，文学概念更多的存在于广义的层面上，广义的文学则不仅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还包括历史纪实、政治文案、思想论稿等作品。章炳麟即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传统的文学与史学亦为一家，所谓“文史不分”，又所谓“六经皆史”，四书五经等著作均为文学一门之佳品。可见传统社会的经典道义，亦即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正是通过文学来传播立言的。

    五四之后，近代思想由西方引入，文学学科的划分成为近现代思想与传统决裂的一大标志，文学的概念特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审美成为一时之风气，作家的书写、读者的阅读都随之有了倾斜。审美扩大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的外延随即被无限扩大。终至二十世纪末，文学似乎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由此可见，就学科内部来说，审美的无限限定带给文学的意义，建构之外，更多的是解构。文学作为人性反思的直观呈现，在理性书写的层面上自然不会消亡，其自身的学科特质也应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而变化。当下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学作为一种系统整体活动，在作者书写、读者阅读、学者批评诸环节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也应该由日常体验的表层进入到对人性、生命本质的深层思考。在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上，杜绝肤浅，回归传统，寻找安身立命的民族之根，正是当下文学书写的应有之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学书写中的体现，也应当是在人本位的层面上，寻找民族立身的传统之根。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