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自由主义不是“灵丹妙药”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因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西方国家经济滞涨问题而产生。随着英美两国的大力推行和“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并被一些人夸大为“医治经济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但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新自由主义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与缺陷，绝非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灵丹妙药”。

    一

    新自由主义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虽然学派众多、体系庞杂，但其理论核心和政策取向是一致的，即主张完全的市场化、绝对的自由化和彻底的私有化。这次金融危机的事实深刻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化”是完全的市场化，信奉市场无所不能，崇拜“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认为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最完善的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市场机制的独角戏，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等机制可以对资源进行配置。但由于市场的调节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在调控经济波动方面存在失灵，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均衡运转。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以追求个人自由为前提，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追求资本在国际市场自由流动。事实上，自由是有条件的，也是相对的。在公平规则下，在平等地占有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可以实现每个人应有的“自由的权利”。但如果脱离这些条件片面强调“自由”，实际上实现的只能是少数强者的自由，而不是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平规则下的自由，而是“生产资料私有者”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由，是垄断资本控制社会的自由。以号称最自由的美国为例，据美国政策研究2011年度报告，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的30万人的财富，与占人口50%的1.5亿最贫穷的人的财富相当。从国际上来看，资本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完全自由流动，其实是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牟取暴利的自由，而穷国则成了这种“自由”的牺牲品。据统计，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1973年到2000年间，最富有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从44∶1扩大到227∶1。这足以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并不是人们期望的公平规则下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私有化”，旨在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指出由于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根本矛盾，必然会导致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使得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西方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证明，私有化不是万能的，不存在所谓的私有化神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客观地指出：“这种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曼也坦言，推行私有化的目的，就是把资本主义移植到非西方国家的中央计划中去，“对其进行资本主义改造”。

    二

    上世纪90年代，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新自由主义被作为“医治经济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开始在全球蔓延和推行。“华盛顿共识”极力主张完全市场化，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要求取消或放松政府对经济特别是对投资和金融的管制，任由“看不见的手”掌控经济的调整和发展；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要求敞开国门；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可是，20余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灾难。

    拉美地区是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重灾区。上世纪90年代初，在前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在拉美国家强制推销“华盛顿共识”，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这次改革因其范围之广和力度之大，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拉美国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失业率剧增，贫困化问题日益严重，整个拉美地区贫困人数上升到总人口数的44%。大批民族企业倒闭，民族工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失衡，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

    新自由主义给俄罗斯人民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政府于1992年初推出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据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完全自由化、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在实施“休克疗法”的10年里，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综合国力大大削弱。俄罗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休克”和“大阵痛”。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也同样遭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摧残。特别是工业和银行业几乎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基本丧失了主导权。在7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的外国资本占银行业的65％以上，爱沙尼亚竟然达到了80％；有3个国家的外国资本占工业比重超过了50％，其中克罗地亚高达85％。国民经济如此受制于人，其国家主权和人民生活必然会受到严重威胁。

    新自由主义同样使亚洲的一些国家深受其害。泰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年经济增长率都超过8％，但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压力下，过早和过度地放开金融市场，完全失去了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在1997年7月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经济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泰国的金融危机，又很快引发了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值得一提的是，就连向来重视国家干预的日本也难免受新自由主义之害。自从推行“华盛顿共识”以来，日本政府控制国民经济活动的能力大大削弱，不仅无法繁荣整个国民经济，而且造成“‘中产社会日本’的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极力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同时，自己却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反倾销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等，大搞贸易保护主义；通过不断加强政府调控，干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运行，调控有利于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政策措施；通过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份额，控制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这表明，即使是自称完全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彻底实施所谓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以本国利益为标准，积极采取贸易保护、政府调控等措施，以保障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实践证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是适应世界各国的“救世良方”，而是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用资本主义制度“规制”世界的工具。

    三

    当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散蔓延之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又实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两种调控手段有效配合，推动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并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注重加强和完善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四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据统计，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20%。

    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注重效率、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实现新飞跃，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实现新跨越，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新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增强；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得到空前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在改革和发展中，人民生活持续获得改善。1979年—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为7.4%，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和社会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涉及13亿城乡居民参保的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社会持续稳定。

    历史反复证明，新自由主义不能拯救世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总之，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原载《红旗文稿》2012年第14期，有删节）